因此，任一具体的潜意识兴奋过程，都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潜意识过程不受触发，但在某一点上却自我突破，从而在运动中寻得兴奋的释放；二是它接受前意识的影响，从而其兴奋不是被释放，而是被前意识所束缚。做梦过程中所发生的正是这第二种可能性［参见第601页注］。在梦变成知觉的过程中，已经由潜意识兴奋引向梦的前意识贯注开始起作用，从而束缚梦的潜意识兴奋，使之失去干扰睡眠的能力。如果梦者果真醒来片刻，那么他就已经赶走了那只干扰睡眠的苍蝇。于是我们便明白了，允许潜意识愿望的发展并进行回归作用，从而建构一个梦，然后由前意识的稍许努力来中断梦，这是一种更便利、更节约的方式。我们可以预言，尽管梦在一开始是一个漫无目的的过程，但却在各种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中获得某些功能，而且，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了。做梦过程将原先自由的潜意识兴奋带回前意识的控制之中，由此释放潜意识兴奋，使之成为一个安全阀，只需花费少量的清醒活动就能保证前意识的睡眠。因此，与精神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做梦构成一种妥协，同时服务于两个系统，因为只要它能使两个系统的愿望相协调，便能同时实现这两个愿望。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考察罗伯特［1886年］关于梦所提出的“排泄论”［参见第78页以下］，那么我们一眼便可看出，他关于梦的功能的论述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虽然在理论前提和对梦过程本身的理解上，我们与他的观点有所不同［参见第171页］。
“只要这两个愿望可以相互协调”这一条件也隐含着一个可能的情况，即做梦功能的失败。做梦过程是作为对一个潜意识愿望的满足而得以开始的；但是，如果这个企图实现的愿望对前意识产生了过于强烈的刺激，以致睡眠无法继续，那么梦就破坏了妥协关系而不能继续执行其下一步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梦立即被打断并被一个完全清醒的状态所取代。此处，梦不得不表现为睡眠的干扰者而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所承担的守护者的角色，这并不是梦的过错；而且，这一事实也不应导致我们对梦具有某种有用的目的产生任何偏见。对有机体而言，由于条件的变化而使原先有用的某种手段变得无用并产生干扰的现象，决非只此一例；而且，就干扰而言，它至少也具有一个新的目的，即引起有机体对条件变化的注意并发动有机体对这一变化的调节功能。这里，我指的当然是焦虑梦。为了不至于引起对我的误解，认为我是在回避与愿望满足理论相冲突的证据，只要我遇到它，我必须对焦虑梦的解释提供某些线索。
任何一个导致焦虑的精神过程，最终也是对某一愿望的满足。对我们的这一观点，已不再有什么冲突意见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愿望属于一个系统，即潜意识系统，而排斥并压制它的则是另一个系统，即前意识系统。即使对于精神完全健康的人而言，前意识对潜意识的控制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压抑措施可以标志我们精神健康的程度。神经症症状表明了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冲突，它们正是暂时平息这一冲突的妥协措施的产物。神经症症状一方面允许潜意识有一个释放兴奋的出口，另一方面又使前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潜意识。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癔症恐怖症或广场恐怖症的意义。假设有一个神经症患者不敢单独穿越马路——我们可以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个“症状”。如果我们强迫患者单独过马路以消除症状，其结果自然是焦虑发作；而在街上发生的焦虑发作，往往正是产生广场恐怖症的诱因。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症状的形成正是为了避免焦虑的发作，而恐怖就像是抵御焦虑的前哨。
如果不考察情感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我们的讨论便无法进行下去。但就眼前而言，我们只能对情感做一粗略的考察。我们可以假设，对潜意识的压抑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潜意识中的观念自由发展，那么它必将引起一种原来属于快乐的情感，但在“压抑”过程发生之后却变成痛苦。压抑的目的及其结果，便是阻止这一痛苦的释放。由于痛苦的释放开始于潜意识内容，因此压抑便扩展到潜意识的观念内容。这就要求对情感产生的性质提出一个相当特殊的假设，这种假设把情感看成是运动功能或分泌功能，其神经传导的关键在潜意识观念。由于前意识所行使的支配作用，这些观念便不能发出可以产生情感的冲动。因此，如果来自前意识的精力贯注中断的话，就可能导致一种危险，即（作为已经发生的压抑作用的结果）潜意识兴奋释放出一种只能被体验为与焦虑一样痛苦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