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分析中，或一个分析的某一阶段中，梦生活可能会与清醒生活发生分离，就像“持续故事”（白日梦小说）中的幻想活动和清醒生活相分离一样。这种情况下，一个梦总是始于另一个梦，后者以前者的某一次要成分作为中心点，如此等等。但是我们更经常发现梦与梦之间相互不涉及，但却加入了清醒思维的部分系列。
五
梦的解释分成两个阶段：翻译阶段和评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分析者必须做到不受第二阶段中的任何考虑的影响。这就像阅读外文著作一样，如阅读列维（Livy）的著作，读者首先必须知道列维在著作中说的是什么，之后才能论及著作是历史、传说还是作者议论。
从一个正确翻译的梦中分析者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深切感到分析实践在这一点上是难以避免错误和过高的估计，部分是源于对“神秘的潜意识”的夸张看法。因为人们太容易忘记一个梦像其他方式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稽查放松和潜意识强化下就可能发生，在稽查运作和潜意识修正下就会歪曲。
让我们举个所谓恢复梦（dreamsofrecovery）做例子。如果患者做过这种梦，梦中他看起来已脱离了神经症的限制——例如，他已经克服了一些病态恐惧（phobia）或放弃了一些情绪依恋（emotionalattachment）——我们倾向于认为他已经开始恢复了并进入正常的新生活了等等。可能确实如此，但这种恢复梦往往只说明了便利梦的价值：即表现出最终康复的愿望，以避免即将发生的另一部分分析工作。以这种方式，恢复梦发生得很频繁，如当患者即将进入新的、不情愿的移情（transference）阶段时。一些神经症患者在分析后的几个小时声称他们已被治愈一样（出现了这种梦），因为他们想要逃离那些将要在分析中讨论的不情愿的东西。战争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放弃症状是因为军医所采取的治疗使他们感到比在前线打仗更不舒服。这些患者也遵循同样的经济法则，而这两种情况下的痊愈证明只是暂时性的。
六
即使对于正确解释的梦，其价值我们也很难做出整体评价。如果由于矛盾情结的冲突发生在病人身上，那么他的这种不愿继续治疗的想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他的情绪冲动的永久平息。即，这种冲突已经解决。即使发生在一个含有类似的内容的梦之后也并无此暗示。梦者在处于这种冲动中时，每个晚上往往做两个梦，分别表达相对立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进展来自于这样的事实：把这两种相对立的冲突彻底孤立起来，在其潜意识强化的帮助下，每个梦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把握和理解。如果两个矛盾情绪的梦中的一个被忘掉了，分析者不要轻易下结论，认为可以仅凭对一方有利就可以做出决断。梦中的一个被忘掉，这表明在那一刻一种倾向确实一时占有控制权，但这种情况即使在同一天也可能发生改变，这也是事实。在第2天晚上就可能带来与以前的情况完全对立的表达。这种真实的冲突状态只有通过考虑所有其他的表现，包括那些在清醒生活中的表现才能确定。
七
关于梦应被赋予什么价值，是与另外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即梦对医生“暗示”影响的易感性如何。对这种可能性，医生最初可能会感到惊奇。但通过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惊奇将会让位于一个认识，即对患者的梦的影响并非分析者的过错或耻辱，而是患者意识思想的指导结果。
显梦受到分析治疗过程的影响，这一事实无须证明。根据我们的知识可以知道，梦发源于清醒生活并从中抽取材料进行加工。在分析治疗中所发生的正是清醒生活的印象，并很快成为其中最强有力的部分。所以无须感到疑惑：患者将会梦到分析者与他们讨论过的东西及其从中所产生的期望。至少，不应对“实验”梦中熟悉的事实所揭示的东西感到疑惑。
但由此我们便转入另一个问题，即：我们通过解释而揭示的潜隐梦念是否也会受到分析者的影响或暗示？对此，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潜隐梦念中的某一部分与前意识梦念形成有关，恰好能被意识到，梦者会藉此对医生在他们清醒状态下所说的话做出反应，不论患者对那些话的反应是一致的还是相反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梦所包含的梦念来代替梦，那么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暗示梦的问题，就与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即被分析的患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暗示影响相一致。
关于梦的形成机制本身，关于严格意义上的梦的工作，分析者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点分析者会很清楚。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梦的前意识梦念这一部分之外，每个真实的梦都包含着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的预示，这使梦的形成成为可能。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梦中，是因为梦者知道他应该制作它们——这还是分析者所期望的。分析者自己可不这么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