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保密的谴责，在梦中由“毫未兴师动众地”的成分以及弗利斯问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情所证实。但是，正是这个［关于我早年的不慎及其后果的］记忆的介入，才使我目前因来晚了而受到的责备，转变为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的责备。而且，通过把第二个人变成梦中消失一幕中的约瑟夫，梦境中的指责就不仅是指我来晚了，而且也是指不能保守秘密。这样，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及其原因都变得清晰可辨了。
我目前关于被告诫不要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上的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股仇恨。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我已说明［第424页以下］，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地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地优越于我，我又是如何地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重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之身——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为这一情境所取代，这里我不想加以讨论［见第546页］。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就释梦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先到并应该拥有它。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由梦的证据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那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以“我打他，因为他打我”这句话来自卫。这一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此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将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活该，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如此等等。这些思想于是就获得了进入梦中的途径。我也曾用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而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他接替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做了演示员。但这里的晋升十分缓慢而令人厌烦。布吕克的两个助手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像有提升的可能，年轻人是不那么耐心的。我的朋友自知命数将尽，又与上司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不时地公开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契尔］病重，所以P希望他离开，其意恐怕不仅在于希望他晋升，不免还有更丑恶的意味了。并不奇怪，我自己在几年以前也曾强烈希望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有晋级的机会，那些应受压制的愿望就不免抬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他父亲的病床边，也抵挡不住试戴王冠的**。可以料想，梦因为这个无情的愿望所惩罚的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
“因为他野心勃勃，我就杀了他。”他因等不及别人的退位，便自己退位了。这就是我在参加另一次大学揭幕仪式后立即产生的想法。因此，我在梦中体验到的满意可部分地解释为：“这个惩罚是公正的！你活该！”
在我的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些似乎不大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主持人的悼词好像是说，这个人死了，世界将不复存在。这话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受，即他的悲痛心情被夸大的言辞所扰乱。但他的话也激发了我如下梦念：“的确，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我已送走了多少人！但我还活着，我比他们都活得长，只有我才拥有这个位置。”我害怕，如果我去探望朋友［弗利斯］却发现他死了，这一想法只能被解释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而且，和我幻想中的童年景象一样，我独占了这块地方。这一起源于幼儿期的满意感构成了梦中情感的主要部分。我因为活着而高兴，并以传说中那对夫妇似的素朴的利己主义把我的高兴表达了出来，这对夫妇一方对另一方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死了，我就要去巴黎。”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不会是将死的那一个。
不容否认，一个人在解释和报告梦时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他在与他同享生命的一群高尚的人之中，必然把自己呈现为唯一的坏人。所以在我看来，很自然，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亡魂存在或消失。我们已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都是我儿时朋友的一系列再现。我能够不断地以替身来再现这一朋友，也是我满意情感的来源之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正要失去的朋友，我也应该能找到替身：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但梦的稽查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思想加以最有力的反对呢？它为什么不把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满意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呢？我想原因在于，针对同一个人的其他无可反对的思想同时也得到满足，并由他们的情感来隐蔽被压制着的童年体验的情感。在揭幕仪式上，我在思想的另一层次上想：“我已失去了多少珍贵的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断交了。幸运的是我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替身，这一替身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要，而且，在这种不易建立新的友谊的年纪，他的友谊永远不会失去，这又是多么值得庆幸！”我因能够为这些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而产生的满意感，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梦中。然而，随之进入梦中的还有由童年原因所产生的敌对满足。毫无疑问，童年期的情感强化了我现在的正当情感，但童年期的仇恨也趁机进入了梦中。
此外，梦还包含着对另一思绪的明确暗指，而这一思绪却可以产生正当的满意情感。不久前，我的朋友［弗利斯］在等待许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女儿。我深知，他对妹妹的早逝悲伤不已，便写信劝慰他，说他一定能将对妹妹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而且，他的幼女一定能使他忘怀妹妹之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因此，这一组思想与隐梦的中介思想［参见第483~484页］又发生了联系，而联想的道路却走向反面：“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惟有亡魂是真的：所有失去的都将回来！”这样，梦念之对立成分之间的联想链就由下列事实建立起来，即我的朋友为幼女取的名字恰好与我儿时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女孩的名字相同，她与我同龄，而且是我最早的朋友和对手的妹妹［见第425页注］。当我听说朋友为幼女取名“保琳”时，我感到极大的满意。作为对这一巧合的暗指，我在梦中以一个叫约瑟夫的人来代替另一个同名者，并觉得无法压制“弗莱契尔”和“弗利斯”这两个名字的头几个字母的相似性。由此，我的思绪转向自己孩子的名字。在给孩子们取名时，我坚持不流于俗套，而要以他们的名字来纪念我曾爱过的人们，因而孩子们的名字便使他们成了亡魂。总而言之，我是想，难道生儿育女不正是我们走向永恒的唯一途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