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时候，妈妈来到了地下室，她说我得去跟帕特尔医生见个面。可现在出门的话我今天的锻炼任务就泡汤了，于是我问她可不可以晚上去，可是妈妈说这次碰面没法拖延。如果我不按时去见帕特尔医生，就必须回到巴尔的摩的那个鬼地方去。妈妈还引用了法院判决书里的句子，她说，如果我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那份文件。
我当然相信妈妈。我先去冲了个澡，然后跟她去造访帕特尔医生。医生的办公室坐落在伍尔希斯镇一所大房子的一层，就在哈登菲尔德-柏林路的旁边。
到了诊所以后，我在候诊室里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妈妈又去填那些讨厌的表格了。到目前为止，为了记录我的心理健康状况，至少得砍了十棵大树来造纸了吧。妮可肯定不愿意听到这些事情，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环保主义者。以前过圣诞节的时候，她至少会送给我一棵长在雨林里的大树--事实上她给我的只是一张纸片，上面写着雨林里的某棵树是属于我的。每次我都会取笑她送给我的那些礼物，现在想起来我挺后悔的。妮可回到我身边后，我再也不会取笑说那些雨林总有一天会被她送完的。
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地翻着《体育画报》，候诊室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轻柔的音乐，我甚至有些陶醉在优美的长笛声中了。突然之间，我就听到了那段我最最痛恨的旋律，就是那首歌，《我的爱人》。我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开始大声尖叫，我把椅子踢倒了，把咖啡桌掀翻了，我还使劲儿把一整摞杂志都扔到了墙上。我大声叫喊着：“这不公平！我决不容忍任何欺骗！我可不是试验室里的小白鼠！”
就在这时，候诊室里走进来一位小个子的印度人，他大概只有5英尺高，穿着编织的汗衫和合体的短裤，脚上是一双亮白无比的网球鞋。他问我哪里出问题了，语气非常平静。
“把音乐关掉！”我冲他喊道，“关掉它！快点儿！”
小个子男人把秘书叫了进来，关掉了收音机。我这才意识到他就是帕特尔医生。史蒂威·旺达从我的头脑中跑开了，我也停止了喊叫。
我把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之中，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流泪，过了大约一分钟的样子，妈妈开始轻轻地抚摸我的后背。
候诊室里一片沉寂，大家谁都没有说话。随后帕特尔医生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极不情愿地跟随着他的脚步。妈妈和秘书开始收拾已经一片狼藉的房间。
帕特尔医生的办公室布局有些奇怪，但看着还挺舒服的。
房间里有两个相对摆放的真皮躺椅，形状宛如蜘蛛的藤蔓植物上长满了白色和绿色的叶子，从天花板上一直蔓延到窗台上，窗台下面是一个小花园，除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外，花园里还有一个供鸟儿嬉戏的石盆。两个躺椅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长，地板上放着一盒纸巾。除此之外在房间里就找不到其他东西了。实木地板是黄色的，表面很亮滑，天花板和墙壁都被涂成了天蓝色，上面“飘”着朵朵白云。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个好兆头，因为我非常喜欢云彩。天花板的正中央只有一盏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倒挂的香草糖屑蛋糕。天花板的整体设计就像是光芒万丈的太阳，金黄色的线条以顶灯为中心向四周散射。
我得承认，一走进帕特尔医生的办公室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虽然刚刚听到了史蒂威·旺达的歌，但现在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了。
帕特尔医生让我自己选择躺椅，我选了黑色的那一个，不过我很快就后悔了，其实应该选择棕色，因为选择黑色会让我看起来更加沮丧，可是，我的确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
帕特尔医生坐到了躺椅上，接着通过椅子一侧的操控杆把脚凳抬了起来。他慢慢地往后躺下去，把双手放在了脑袋的后面，好像他即将在办公室里看球赛似的。
“放松，”他对我说，“别叫我帕特尔医生，叫我克利夫。我喜欢在看病的时候不那么一本正经的。友好一点儿，好不好？”
他看起来是个好人，因此我也把脚凳抬了起来，往后躺好，并试着放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