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杰是深知贺衷寒此人的，当年在东京留学的时候，他们就住在一个宿舍，在六七年从相交到相知的过程中，无论大小场合，滕杰都一力维护、迁就着贺衷寒。在滕杰担任书记期间，不论社务大小，他一概要与贺衷寒商量，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能力不足”、“比较幼稚”、“对贺衷寒言听计从”。但，他也深深悉知着贺衷寒的一应性格弱点。
在南京，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此外，在力行社内，他又与几个湖南人过从密切，以至于“湖南人有小团体”的说法，渐渐弥漫于八宝街。
范杰虽然不是这个小团体主要成员，但是与这些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贺衷寒为人极为自负，且刚愎自用，滕杰最担心他做事过于独断，却无法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以起到表率的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最危险的便是复兴社与CC系的关系，滕杰主持社务的这一年多来，要说组织有主要失败的话，那就是与中央党部的关系未能改善。
自从力行社成立以后，虽然大家都以拥立老蒋为国家最高之领袖，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为主要目标，但是在某些时候，中央党部却将力行社当成是最大的敌人。
力行社里面的这些人都很聪明，对方忌惮的无非就是他们和老蒋的特殊关系，天子门生可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的黄埔生大多在中央军中当任要职，如胡宗南、黄杰、俞济时等人都是一师之长，可以说南京政府的主要军队都掌握在这些学生师长之中。
军中的事情，陈氏兄弟可能无能为力，但是现在老蒋的这些学生又将手伸到了各级的政府当中，在老蒋的支持下开始慢慢的攫取权力，这才是陈氏兄弟最为嫉恨的，现在不仅有政学系在跟他们争夺权力，现在又出来力行社这帮人，也难怪中央党部在许多方面针对他们。元旦行动当中的****豫一事，未尝就不是这些争斗的一个缩影，只是滕杰看不透而已。
而在力行社内部，也不是一图和气，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就拿戴笠的特务处来说吧，戴笠是黄埔六期的，在复兴社的诸多实权人物当中可以说年龄最长、而资历最浅的。然而十余年的游荡失意、一事无成，使他历练出了投机钻营、含辛茹苦、冒险进取、揣摩迎上的禀赋，在刻苦钻营下，戴笠终于博得了后来力行社同僚、蒋中正妻侄毛邦初的同情。
1932年春天，戴笠正式出任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了。一个多月后，他就以近乎悍然的手笔，驱逐了时为特务处执行科长、有时直接听命于力行社的邱开基。
这一天，邱开基往访戴笠，谈话之间，突然有人隔墙从邱开基背后射入一枪弹，击中邱开基耳后，好在并没有深入。在匆忙将邱开基送往医院后，戴笠当即谒见蒋中正，称是警卫擦枪时走火误伤。对此，蒋中正难得糊涂，他很快将邱开基调往武汉，出任第三科副科长。
这一年夏秋，伴随着洪公祠训练班、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和电讯班的先后开办，戴笠的心腹亲信、家乡子弟，纷纷占据了特务处要津，渐成半独立状态。
这才是这一次即将到来的风暴根源，特务处可以说是力行社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但是掌握在戴笠一人之手，贺衷寒等人又岂能甘心。
之前滕杰还是书记的时候，贺衷寒就与戴笠面谈并要求改组特务处。但是这次谈话很不愉快。几乎刚刚坐下来，在贺衷寒谈过自己的观感后，戴笠当场拂袖而起，拍桌要走。
滕杰好说歹说，好不容易劝住了戴笠，在一番讨价还价式的斡旋后，或许自感地位未稳，戴笠多少作出一些让步了。他许诺：“特务处对领袖交代的事，应直接向领袖负责，对团体决定的事则须向团体负责。”
然而半年过去了，戴笠在有着百余名人员的特务处，几近一手遮天。以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为例，他与八宝街关系密切，却有职无权，郑介民的资历、学历以及在军中的人脉，都远比戴笠优越。戴笠内心感觉不安，最后他以加强书记室的方式，使副处长架空，无法问事。
凡此种种，使贺衷寒看待戴笠的眼光渐渐的有了变化，他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僵局。
这一切，滕杰是看的很清楚的，所以他才会担心贺衷寒借助范杰军调处的力量与特务处进行火并，届时倒霉的就是整个力行社了。
现在滕杰总算是勉强弄明白范杰的这个军调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既然他和贺衷寒没有太多的联系，而且从力行社的资料来看，范杰的这个军调处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剩下的都属于外围组织，除非有人像陈启坤一样拿到军政部的秘档详细分析，才能察觉出一丝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