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预备官吏的文人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者靠他们来统治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宗法制度（各地都有强宗大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本来是易于使地方势力崛起，形成许许多多独立的小国，像欧洲一样，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中国的确实有过分裂的时候，但总的说来，统一还是历史的主流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了这些流动起来的文人士大夫，这些具有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到处流动做官，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布头缝合到一块，成为一个五彩斑斓的大一统的国家。因此，这种游宦制度，不仅在政治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文人士大夫们把文化从先进地区带到落后地区。有时候我们一谈到古代史的时候，大家伙就感到黑暗一片似的，实际不是这样。古代游宦的士人们把儒家倡导的文明带到蛮荒之地，使那里告别野蛮，接受文明。
如果说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文明因为不如黄河流域的先进，逐渐地被融合取代，其优秀部分被吸收），春秋战国期间这里是文化最发达地区，而江苏浙江一带则是“百越文身”之地，至于两广云贵尚属未开化地区。可是为什么后来这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不多呢？甚至有些地区（如江浙）的文化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呢？应该说中国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统一过程中，这些文化从先进地区传到落后地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游宦的文人士大夫起了决定作用。
有人反驳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这些当官的都是捞钱去的”，这些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即使就是为捞钱去的，但士人到了他做官的地方，只要行政，必然把中原那一套行政理念带到那里去。这种行政理念是基于先进的儒家文化的，本来是挺荒蛮的地区，在这一套行政管理下必然发生变化。古代考核官吏的指标中教化是很重要的一项，一些负责任的官吏一般都要抓文化教育，因此必然导致当地社会文化习俗的变化，一些野蛮的原始遗留必然被逐渐淘汰，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有记载。所以说，文人士大夫他的流动不可能把他们打造成江湖人，更不会构成颠覆主流社会的“江湖”。文人士大夫本身是主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另外，士人流动得到朝廷的认可，他们自己也把游宦做官而引以为荣，所以说他们不会构成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力量。
当然这话也不能说绝了，有些士大夫不得意也可能成为一种引发社会动乱的力量。例如唐代的黄巢，他在科场上屡次考试不中，遂造反，这在《资治通鉴》上有记载。宋代有位叫张元，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张元不如黄巢那么有名，张元也是科场不得意，屡试不第，又被县官打过板子，遂弃科场而去，去投西夏，鼓动西夏头领李元昊造反，与大宋朝对着干，极严重地削弱了北宋的实力。张元两句咏雪诗因毛泽东引用而有名：“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从中可见张元立志搅乱天下的心志。但这些是极个别的，从主流上说文人士大夫是当时主流社会的稳定力量。
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当然在各朝歧视的轻重情况也有区别），他们的经商活动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因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越高对商品的需求越多，对商人的依赖也越大。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