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古代实际上是一个控制很强的皇权专制社会，组织非常严密。虽然过去交通不发达、信息不发达，可是控制很发达。从秦开始实行郡县制，除了郡县外，基层还有乡、亭、里三级，后世基本如此，只是名称上稍有异同。这是行政控制。
墨子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他的《尚同》理论主张底下臣民的一举一动，天子都得详细掌握，要“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如果按照这种的理论构建社会的话，那就是一个严密控制的特务社会。但是古代社会本身生产力比较低，这种逐层告密的统治成本过高，社会根本负担不起。
然而古代的民间社会是宗法制度，它与皇权专制同构。官本位实际上是“皇帝本位”，皇帝本位又是仿照家长制来的。 整个国家是皇权社会，皇帝说了算。家里则是父亲或族长说了算，这种宗法制度与皇权社会匹配，自然和谐。因此古有“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宗法网络与行政控制两者构成古代社会的强控制。在这样社会里除了宗法组织外，其他自生组织社团大多是不被允许的。
宋代的统治与后来的元明清相比是较为宽松的，产生了一些娱乐性组织和半宗教组织。《水浒传》中高俅到端王府送篦子一节中，写到端王相中了高俅的球技，要求高俅展示一下，高俅说：“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坚决推辞，端王说“齐云社，天下圆”，也就是说，在这个以踢球为主的社团“齐云社”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当时，斗蛐蛐、放风筝、耍木偶等都是有组织的，也都有结社的记载。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对于民间自组织，特别对“焚表歃血结拜”是严厉打击的。对于洪门等帮会是抓住即杀的，特别是搜出“票布”（入会凭证）的。
总体而言，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对于群体结社是非常警惕的。明清对于秘密结社是严厉禁止，坚决取缔的。
记者：中央集权控制强大，不容易出现自生组织。这些组织一旦出现，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的控制力出了问题？
王学泰：人本身是群居动物，人由群体而组成社会是符合人性的诉求，这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社会我称之为自生社会。有好的自生社会，必然就有不好的自生社会。
读中国历史可知，历来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苦，获得一口饭吃也不容易。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那时人口少，土地比较多，但人们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在孟子设计的理想“仁政”社会中，如果实现了也不过“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一个理想社会也仅仅是可以吃饱饭，那么现实社会中老百姓活得怎么样？不言自明。当老百姓生活不下去，挣扎在生死边缘时，组织起来反抗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也会产生诈骗、盗窃、抢劫等等一系列的现在看来是刑事犯罪，对于古代饥寒交迫的人却情有可原的事情。这些“犯罪”中，有组织的行为占了相当部分。当然也有为富不仁者，为了获取大利，搞有组织的犯罪也不少见。
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可分配财富也不多。但是扫**了黄赌毒，更别提“黑帮”或者“黑社会”，这个奇迹是如何实现的？
王学泰：明清时期，县官以下，主要是民间自组织的宗法社会。到了民国，乡就有干部了，有的地方的保长、甲长半选、半任命的。解放后惩治历史反革命的《公安六条》中就把保长以上的职务都列为历史反革命了。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对资本主义、个体农业、手工业全面改造。这个改造完成后，就没有私有生产资料了，也没有资本家了。社会上人们收入大体相去不远。收入上，无非干部26级制，工厂是8级工资制，其间差别不是很大了。
此时的社会是由各级政府组织起来的，基本上没有自生社会。城市小到街道办事处，农村小到生产队，行政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由不同级别的干部管理。群众组织、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都是靠国家组织起来的。其中工作人员全都有行政级别，人们回忆启功先生文章说，当他被任命为“文史馆馆长”时，有人对他说“您是部级干部了”。启老笑称自己是“不急干部”。文史馆是个一部级单位。前两天一个广州“足球协会”官员杨旭因做假球，事涉赌球，被警察带走，报道中特别强调他是处级干部。整个社会高度行政化了，从组织能力和控制力上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么强大的。
新中国建立后，也有类似“打黑行动”，主要是针对流氓组织的（大多在城市）。例如50年代的时候，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一带有个被称为“九鸟一凤”的集团。后来被打掉，那会儿的打击，也是运动式的。
1957年夏天，我在和平门师大附中上学，初中三年级。到西河沿的劝业场书店去买《唐宋名家词选》。晚上，突然闯进来警察，把前后门堵上了，我困在里头一个多小时，印象非常深。据说也是打击闹事、收保护费的流氓。用现在的话，也是一种“打黑行动”，实际上就是搜捕围剿流氓。文革初，红卫兵运动开启了自组织的风气，后来有些红卫兵组织演变为打砸抢的流氓集团。70年代初，北京也有许多关于流氓集团的传说，如说国内一些流氓头目在华山聚会等，大约在1975年左右，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破获了一些流氓集团，并集中判处了一些流氓头目与骨干。 可见，这种“打黑”那会儿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