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担心是有的。封闭时代农民逆来顺受，认为不公平生活是“应该的”。传统社会解体，人们走出家乡，眼界宽了，想法也会变化。你看为什么近代革命在湖南闹得那么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将一帮淳朴的乡野子弟带出去当兵打仗，后来曾国藩功成名就，为避嫌要把军队解散了，这些有见识，对不公正敏感，而且强壮勇武、有功名、没收入的“复员兵”，回到家乡，马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湖南帮会林立，山堂香水遍地，就与这帮人有关。
熊培云：在庙堂与江湖之间，中国人是否还有其他栖身之所，比如心灵？
王学泰：李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我想这点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任何人都一样。中国在进步，已经告别了管仲所谓的“利出一孔”的时代。我写中国饮食文化史，说到夏商两朝灭亡理由几乎都是一个样——君王贪恋女色，吃喝没有节制。所谓大吃大喝也只是“肉林酒池”，这有什么美好的呢？但是在底层社会人士眼里，没有比“多吃多占”更令人憎恨的了。应该说，这与大家长期吃不饱有很大关系。现在人们对吃倾注了那么多的热情，也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质饥渴”有关。文革中对知识人来说是精神饥渴时代，刚改革开放，人们也曾有过一哄而起的精神追求，但很快就平复了，而“吃”的追求仍是方兴未艾。我们民族的长期贫困，单独对心灵方面的追求是比较少的，对“心”也是忽略的，中国传统小说里对心理描写也很少。
熊培云：“三国”里倒是有，但更多只是心机与权谋。
王学泰：《红楼梦》就不一样。整体来说，只有满足了温饱之后，人们才会注意精神上的追求。当然，独立的心灵空间在文人士大夫世界里是存在的。《易经》里就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说法，后来衍生出老庄学派，有了对功名利禄的拒绝。“江湖”最早见于庄子，虽然指的是江河湖海，却有广大无边、自由自在的意味。庄子感慨涸辙之鲋，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若没有宽阔的江湖，就不可能“相忘于江湖”。
熊培云：应该说，科举制度是读书人不入江湖而跻身庙堂的重要途径。黄仁宇先生说中国“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他称之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sandwich）。您如何看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王学泰：应该看到，科举制度一方面形成了一个与皇权抗立的文人集团。虽然科举制度始于隋唐，但是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在宋朝，全凭试卷说话。此前，唐朝科举有点像文革时期选工农兵大学生，是试卷与推荐相结合。是否能中进士，取决于在长安的声望，而声望的形成有赖于豪贵名流的推举。如顾况之于白居易，玉真公主之于王维，这些人除了有好成绩外，还得有人推荐。但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誊录、糊名、回避、锁院等制度的设立，考生基本上评考卷定去取。三代内没有做官的考生占到了40%以上，打破了贵官豪门对于仕途的垄断。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庙堂占据优势的时候，它必然形成一个无形的集团。宋代皇帝有“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明确意识，宋代士人有派别，但没有互相杀戮，士人与朝廷合作较好。
中国传统的权力转移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种：一是以血缘为准，传给后代，这实行了三千多年；二是打天下坐天下，这实行了二千一百多年；三是通过科举这样的选拔制度完成“小权力”的转移。科举制度设置聪明之处在于，它通过选拔很少人进入统治集团（基本上是千分之一），就能调动全国文士一生围绕科举转，而不作他想。它的作用是突出皇权，运用制度化的方法不断地淘汰重臣、功臣、大臣，提拔小臣，又能给皇帝选贤任能的美号。
科举制度成功使得小权力和平转移，不必以屠戮大臣为代价。由于儒家的教诲与陶冶，士人长期分不清楚自己做官究竟是为了荣华富贵，还是“兼济天下”？这里既有幻想，也有利益。我认为近百年来知识界卷入革命如此之深，而且是前赴后继，一个接着一个，与知识分子的“失职不平”密切相关，这么多人“失职不平”与科举制度废除密切相关。科举制度结束后引进了现代学校制度，这是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毕业生。它是适应工业社会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规模，成批毕业生出来后无业可就。而作为知识人的习惯是“做官”（或说管理公共事务），于是许多大知识分子奔走豪门，或作军阀的幕僚，小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则走一条非常之路。1905年废除了科举科考做官的时代，实际上造成了知识分子革命的时代。
熊培云：王蒙在《里的前现代》一文中谈到：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请问，庙堂与江湖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有何异同？
王学泰：儒家较重视长远利益，庙堂自西汉以后通常是“外儒内法”，儒家思想多少对皇权还有约束。因此虽然皇权也专制，但想到子孙还是有些通融之处的；而江湖是大哥专制，他们处在隐形状态，面临的风险更大，其专制力度更大，也更容易极端。例如洪门成员常说“哥不大，弟不小”，实际上“大哥”是受会众崇拜的。臣民崇拜的皇帝只是个符号（很遥远），而后者却是很具体。比如李逵对宋公明的崇拜要比百姓对天子的崇拜更为狂热具体。在大哥专制里，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的统治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