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墨家曾经是显学，历史上有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时期。春秋时期是一个垂直社会，未有变动之前，君主、诸侯、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点”，所谓天下“无旷土，无游民”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的确是鲜有游民。春秋以后这种垂直结构解体。此前《左传》里有“大夫无境外之交”的说法，周朝建立的是垂直统治的专制政体，其对治下的“横向联合”必然加以防范的。但是到了孔子，《论语》开篇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说明那时候社会的横向联系发生，发展了。于是，侠也便产生了，因为它产生于人们的横向交往。《史记》里的“战国四君子”如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都是善于横向交往的人。“侠”字最初意思就是一个大人夹两个小人，表示有人追随，“四君子”都是有大批人追随的贵族。这不同于金庸小说里独来独往的武侠（近代武侠小说，特别突出独行侠，作者不懂传统的“侠”就是热衷于成帮搭伙的）。墨子也可以说是侠，有人追随他。与后世的匪不同的是，墨家有自己坚定的信仰。
熊培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人也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重出江湖”、“退隐江湖”等等，如何理解中国人心中的一样的庙堂与不一样的江湖？
王学泰：江湖通常有三种含义。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为一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意指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谓“常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讲的就是《水浒传》里的江湖。
若说庙堂，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基本上是50年一小换，200年一大换。改朝换代垂直流动最大的就是皇族与游民。前者生命不保，后者有可能做了皇帝，或功臣显贵。朱元璋等就是一例。高高在上的帝王与沉沦底层的游民，表面上看相隔云泥，是尖锐对立的，但实际上是两者在心态、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往往是相通的，而士大夫属于夹心层，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
庙堂与江湖对立，一个主流，一个隐性。打天下和治天下通常都少不了儒家的一些精神。当然，儒家很多东西说得好，但只是存在自己的幻想中，做起来难。如果儒者统治一个以宗族为主体的小国家，几万人，大约还行。儒家要解决的是熟人社会的问题，比如它强调的“知耻”，便是调整熟人关系的。解放初，每个家庭都要拟订“家庭爱国公约”，实际上熟人社会是不需要公约的，真正需要公约的是陌生人社会。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进入一个陌生社会了，陌生社会怎么能用熟人社会的办法统治呢？比如五伦，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调整的都是熟人关系。而陌生社会遇到更多的是五伦以外的问题，称之为“第六伦”。这是指素不相识的人之间的关系，调整陌生人之间关系最有效的还是法律。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判决者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被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连《宪法》也已废止，所以当时实际上是“一部婚姻法治中国”。
熊培云：中国不断开放，游民意义上的江湖也在不断开放，此过程是否也在孕育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