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研究这类问题的必要，会大大深化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的经学、理学设计了那么多美好精深的东西，以至于全世界别处的人们都要到我们这里学习，可是我们自己怎么倒成了这样？很多人说，这是因为近代以后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传统，一味崇尚西方的结果。其实真正的原因未必如此，因为我们自己的“传统”中早就孕育了对正面价值的强大消解力量，比如汉代人说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遵守礼法的人要饿肚子，而胆大妄为的人反倒到处风光：“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所以传统的价值理念成了废物：“德政不能救世之混乱，赏罚岂足惩时之清浊”——这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儒学从汉代开始有了那样崇高的地位，可是恰恰也是从那时开始，德政礼义等等良好的设计反倒敌不过“变诈奸轨”？
说到底，我们的民族在“传统”中创造了无数优秀的文化成果，可惜唯独没有发明出有效的对付“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这个痼疾的制度办法。于是任何“反文化”的因素，不管它有多么下三滥，只要它能够借助权力的力量，就都不难横行霸道、亵渎圣贤。明代一出有名的戏剧中，有个流氓出身，在衙门里当衙役的小丑，一上台就自报德行：“小子鲜于佶，……为人滑溜，做事精灵，浑身上十万八千根毛孔，孔孔皆是刁钻；……饶他孔圣人，早摸他三分头脑。”人们也许会奇怪：一个小痞子怎么就能得意扬扬地骑在“孔圣人”头上拉屎？这个问题仔细分析起来要写一本书，但简单回答不过两句话：就是因为他靠的是衙门的威势，而衙门威势则如严复所说，是包揽天地君亲师、兵刑、经济、工程、教育、宗教等等一切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统辖权，所以“寸权尺柄，皆属官家”，而百姓“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试想，任何人一旦勾搭上了这样的无边势焰，还会把什么“孔圣人”、什么“仁义礼智信”等等放在眼里？
不能说“鲜于佶”之辈是传奇剧中不足为信的杜撰，因为真实的例子更让人绝倒。举16世纪初的著名学者邵宝为例，他不仅勤于著述，而且定期聚集学生研讨“义利公私之辨”，并修复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白鹿书院以作为诸多学者教授研求儒学的地方。如此精神不是很值得后人“继承”吗？可惜他的命运还有另外的一面：当时大字不识几个的宦官头子刘瑾掌握着国家的大权，某天身居要职的邵宝与一位同僚觐见刘瑾，那同僚偶然的一句话惹得刘瑾拍桌子，不想仅这一响，就吓得邵宝当场尿了裤子；等到邵宝走后，刘瑾把此事当做笑料告诉了别人，还指着地上的湿迹笑着说：“这就是你们无锡邵宝撒的尿。”再比如1597年，万历皇帝召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吴道南等几个大臣商量事情的时候，因言语不合而怒气冲天，命令将违拗圣意的御史马上逮捕，于是一群小太监当着吴的面对该大臣大打出手，这阵势不仅把吴道南吓得屎尿齐流，而且因惊恐过度而当场昏死过去，被抬回家几天以后才能说话。
像邵宝这样的饱学硕儒和一方要员，像吴道南这样进士出身，坐到首相高位的道德领袖，他们“读经”、“修身”和“继承传统”的功力毫无疑义要远在任何今人之上，但他们就是不能让自己在地痞文盲面前不尿裤子，这真是令人喟叹不已的事情。
甲：“道统”在权力面前越来越卑微，夏商周三代大臣，坐而论道，为先儒津津乐道，那是因为君权尚未到达绝对化的地步，而且当时的大臣也都是等级不同的贵族，地位与周天子差不太多。《诗经》的雅颂中以周天子口吻写的诗篇称大臣诸侯都是“诸伯”“诸舅”（同姓称“伯”，异姓称“舅”），以谦卑的口吻与他们对话。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还强调大臣应该有“大臣体”，不能像宦官、宫女那样谄媚君王行“妾妇之道”。秦代皇权至上，连李斯这样帮助秦始皇打天下的宰相都像小臣一样低三下四，最后还被赵高那样的“宦者”害死。而赵高正是秦代用小臣政策的结果，这样的小臣最终把风雨飘摇的秦朝送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为什么要用“小臣”？他使得君王与掌权臣子之间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怕他威胁到皇帝的权力，而且皇帝使用这样的人更放心、更顺手。汉代虽然在皇权问题上后退了一些，但总的趋向还是强君弱臣的。南北朝以后把相权一分为三，搞三省制度。隋唐宰相还有点个人尊严，朝上有座，唐明皇时，宰相姚崇下朝，皇帝都要起立，目送其下殿。宋初把这个座位也撤了，皇帝坐在宝座上，大臣分立两旁，仿佛像站班的衙役。到了明代干脆废了宰相一职。明清两代内阁学士（清代雍正之后的军机大臣）虽有宰相之名，实际上只不过是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而已，遇事无论巨细都没有决定权。特别是到了明代，其廷杖制度、清代的各级官员在朝堂的长跪和时时可能被太监“奉旨申斥”的制度，都极大地摧毁了文人士大夫的自尊。他把皇帝捧到“九天之上”，把各级官吏压到“九地之下”。这种状况固然是皇权所乐见的，但也是历代儒者所设计的啊！
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被吹捧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本人一生极苦，早年跟随永历小朝廷奔波于抗清斗争中，在小朝廷内还受到排挤和打击；后来回衡山老家，深山隐居，衣食不济，而著述不断，一生的所著述之丰，令我们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们惭愧。可是这位博学的学者，只要涉及君臣关系必然是尊君抑臣，许多事件不问是非，板子老打在臣子的屁股上。连明代末年，江浙一带文人士大夫权利意识的觉醒，他都要批评，甚至认为明代亡就亡在“处士横议”上。他坚决反对的就是“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避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