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原始儒家讲究“法先王”，并非是像“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说的是主张复古倒退，复辟古代奴隶社会。而是他们把政治理想的设计都堆垛到一位古代圣王身上去，这些“圣王”或是真有其人，或是假托，但其标准是固定的，是关注人民，具有“人溺己溺，人饥已饥”高尚道德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的圣人。实际上这是“道统”的具体化；天真的儒者希望通过“法先王”把当世君王引入符合他们政治理想的领域。这一点在孟子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希望通过宣传圣王，把现实中那些不合格的君王改造成为符合他们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圣人。然后通过他们统一天下使得人们得以在“圣王”的统治之下，享受他所实施的“仁政”的幸福生活。
当没有权力来制约的时候，就只能听任它无限伸张。这时自有“圣之时者”自动放弃“道统”，迁就“治统”。我们读一下《史记·叔孙通列传》，其中对道统谄媚权力有生动的描写。汉代刚刚建立，叔孙通拉那些带有点原始儒家色彩的“鲁诸生”去为汉朝制礼作乐，而“鲁诸生”认为“积德百年”才能兴礼乐。当然叔孙通期待的是眼前利益，他动员了大部分儒生跟他走了。当汉统治者赏给他们官做和赐金五百斤的时候，他们都乐疯了，颂扬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荀子就是这样一个“圣之时者”的倡导者，他的为法家所说过的“法后王”的口号，为后代的谄媚当世者开了无数法门。这不是像批林批孔中御用文人讲的那样是“厚今薄古”，而是**裸地谄媚“治统”，谄媚权力。
那么，是不是我们如果抛弃“荀学”，继承“孟（轲）学”就比较好一些呢？其实“荀学”的产生也绝不是个人品质问题。儒学本质上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宗法制度本身就是家长（宗子）制，儒家主张君王好比一家或一族之长，他的权力是来自血缘是不能挑战的。如果这个君王真是太坏了，得罪了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会惩罚他的，此时便会出来一个新的圣人，吊民伐罪，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汤武革命”。儒家最进步的说法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意”往往就是民意，但是儒家并没有从这里引申出君王应该由民众决定的理论，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用权力限制权力的机制。荀子认为既然社会的改造一切决定于权力，因此才去谄媚权力。而孟子权力在面前可以“说大人则藐之”，可以正气凛然，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他对权力的批判也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他对仁政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君王的仁心的发现上。这个期待就是无力感的表现。总之，没有国民权利通过相应的法治制度而对权力的制约，什么“学”也不可能对权力有决定性的影响。
乙：在中国“传统”的制度形态中，什么学也不可能对权力有决定的影响，你这个总结让我想到许多典型例子，比如著名学者黄宗羲鉴于当时统治权力的腐败黑暗，所以根据自己过人的学识而设计出限制皇权的种种方式，包括扩大地方权力以分散中央集权，以学校的公共舆论对朝政进行监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头头是道的设计是否能有任何效果呢？举一件事就可以知道：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与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一批敢于议政的朝官，被魏忠贤及其党羽诬以贪赃的罪名，都先后惨死于特务衙门的酷刑和屠戮之下。当横遭如此惨祸的时候，黄宗羲连大声哭泣的权利都没有，而只能半夜在家人入睡以后伏在枕上饮泣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