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称这些人为“老新党”。他说，甲午战争之后，他们以为要救国“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算学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从书’出现，就如目前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他还说：“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目的有一个：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从鲁迅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一代的真诚与献身精神。蔡元培、章太炎、陈天华、秋瑾、宋教仁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鲁迅可以说是他们的殿军。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摇篮，然而，此时跑到上海的人们多是寻求个人出路，上海又是殖民化很深的大都会。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比他们的上一代逊色很多。求个人出路的迫切性远大于“图富强”（这里仅就一般而论），因此连流行的畅销书都变了，以前是“富强丛书”，现在是“描写字典”“基本英语”，这活画出两个时期知识人不同的精神面貌。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在三十年代大畅其道，正是那个时代以文化谋生的知识人的精神写照。鲁迅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之后，回家写信给朋友说，他所见的那些左翼“革命”青年作家“皆茄花色”。这种太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太精明的人生就不免堕入传统中的游民文化的恶道。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到了“游民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所谓“知识分子”当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取其有一定文化知识之意），游民知识分子的特征在于价值取向的非规范性，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能把这种非规范性推到极端。鲁迅曾讽刺这种类型的人说，当有些气力与人竞争的时候就信奉达尔文主义，当需要别人帮助时就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各有各的用处。鲁迅自1927年以后到他去世之前的杂文大多是剖析这一代知识人心路历程的。
这一代知识人对于以后（可延续到八九十年代）的知识人影响极大，而且大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势，因为后代的知识人还缺少了他们那个自主选择的过程，即便是有些选择的话，也是“鸟笼中的选择”。当然这些说的是总的趋势，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者，无代无之。这是不言而喻的。近世以来，废除了私有财产，人们没有了赖以维持独立的经济基础，人的独立性也就被剥夺了，知识人也是如此。当有权者掌握了你的饭碗的时候，说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侈谈。侯宝林有个相声叫《关公战秦琼》，其中有个韩复榘老太爷叫演员唱“关公战秦琼”，演员没法唱，老太爷发话说：如果不唱，不管饭，饿他三天看他唱不唱？因此，没有了个人财产，自由必然消失，这样精神退化就是必然。50年代以来，知识界中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作媚世媚俗之论、被批判围攻而不屈不挠、始终不肯低头认错者，不过一二十人而已（指为世人所知的）。现在仍为广大民众所知者如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周谷城、李平心等人，是不肯认错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