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反刍集》《反刍集续编》
廖仲安先生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活跃人物，只是最近几年，因为年事已高，在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刊物上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了。如果您要了解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开端与演变，关注陶渊明、唐诗、杜甫、韦应物、《水浒》等问题的研究，还是要读一下他的《反刍集》和《反刍集续编》的，因为在这些领域，他都有新的开拓。
一、新中国第一代古典文学研究者
如果将近六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分为三代的话，廖仲安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差不多同龄的活跃在古典文学界还有胡念贻、蒋和森、曹道衡、王运熙、陈贻焮、陈毓罴（二陈与廖先生大学同班）、郭预衡、冯其庸、袁世硕等等，他们可以说是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拓疆者，现今许多已经作古。
作为开拓者是很艰难的。建国之初，社会上弥漫着的风气是与旧社会彻底决裂。这与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破四旧”与“大立四新”不同，前者是社会上许多进步人士感受到的社会进步要求。新社会建立了，旧社会的一套不时兴了，许多人对它们也很厌恶，希望新社会要有全新的景象，但具体到各个领域如何去做，大多数人还是迷茫的。因为它没有从长袍马褂改成列宁装那样简单。
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都是旧文化；它们在中小学教材中大量存在，大学文科更是以其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如何评价古典文学的价值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古代文化中只有劳动人民的文化才有价值，贵族文化、地主文化都是腐朽的、反动的，要坚决否定和剔除。还有人编写了一本《劳动人民文学史》，与传统的文学史打对台。在如何对待古典文化上，社会上弥漫着一股“左”的空气。从北京师范大学编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05—1979）一书可见1955年之前，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极少，那时人们对于“古”避之唯恐不及。第一代研究者大多也是从1954年以后才活跃起来。而廖仲安从1950年初就开始发表谈古论今的文章了。
北平解放前夕，廖仲安作为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被秘密转移到解放区接受训练，北京解放后又回城在教育系统做接收工作。他热爱古典文学，建国不到半年就开始关注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的价值问题了。他在《文艺报》（第一卷7期）发表了《关于接受中国旧文学遗产问题》。当时北京二中学生樊平君来信说他喜欢“喜欢旧文学、旧诗词，觉得旧诗词有很高超的技术”，问《文艺报》是否正确，引起讨论，有的学者不仅否定古典文学内容，对于“旧诗词有很高超的技术”也予以否定。而廖仲安热情肯定了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其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意义。他不相信在建设新的人民文学的技巧形式时“诗词的传统就可以一笔抹杀”。
1951年他又发表了《谈杜诗》，文中对杜甫作出高度评价。他说：“站在今天的现实需要的高度来谈杜诗时，首先我们应该学习这个‘诗圣’的政治态度、生活态度、创作态度。他的取舍爱憎是异常分明的。正是这种严肃的人生态度使他比其他同代诗人体验了无量数更深更广的现实。”他还很动情地说：“当我读到‘安得广厦千万间’时，我感到杜甫心里沸腾着改变这个使千万人冻饿的世界的自发的**，是如何地需要政治觉悟的支持啊！但历史终于无情地给他的愿望作了悲剧的结论。”当时这篇文章使许多热爱杜诗和古典诗词的人感动，因为不管杜甫在过去多有名、多么受到尊重，而新社会几乎把他忘了。这是新中国学术文献上第一篇研究杜甫的文章。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共有三辑），即以此文开篇。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激进氛围中是被视为“右”的。当时廖仲安仅二十四五岁，正是现今许多“愤青”的年龄，但其所持的稳健平实的态度超过当时一些老“左派”（如叶蠖生先生长他二十多岁）。这与“西南联大”的学风熏染是分不开的。那些学风笃实的老师如闻一多（1960年他还写过以闻一多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拍案颂》）、朱自清、萧涤非等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廖仲安是带着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朴素感情和联大的朴实的学风走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这也注定了他将是多灾多难的。
1956年以后古典文学逐渐被重视，其研究也日益热火（与苏联影响有关）。廖仲安从党政机关调到新建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实事求是的朴实学风是不见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持这种态度的研究者三天两头受到敲打和批判。尽管如此，第一代学者包括廖仲安等还是为新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标志就是在老一代学者指导下，以他们为主力编写了两部文学史。一是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三本的《中国文学史》，二是高校联合编纂的文学史。高校这本是在游国恩、萧涤非、王季思、季镇淮等老一辈专家指导下一些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的。廖仲安先生脱产参加写作，主要负责唐代。它是用来作高校教材的（我读大学就读的是这部），也向社会普及了古典文学知识，影响很大。
二、在苦难中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