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善恶区分中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对生命的态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强调斗争，漠视他人生命、贱视自己的生命的气氛弥漫于社会，大悖传统。《周易·系辞》云“天地之大德也曰生”，《庄子》中说“生者，德之光也”，对于生命的价值是非常看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一点有了极大进步。从舆论上，社会风气上对待生命的态度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了，例如“踩猫事件”被网络曝光后，让当事人的行为受到舆论的谴责是过去根本不能想象的。过去人命都不算一回事，何况猫？除了思想意识的转变外，经济也是个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是个“奢侈品”，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个人的温饱解决了，他们必然会释放出一些爱力，关注其他生命。当然，教育、舆论这些也都不可少。孔子说的“富而好礼”就是这个意思。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逛海王村的最大收获是在这里认识了一批朋友，称为书友。朋友本为五伦之一，是任何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可是，自五十年代以来各种整人的运动不停，大搞“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这使得同在一个单位共事的人们不敢坦诚相见，更不能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十年浩劫当中，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不敢相互谈一谈书，谈一谈文化，一谈就是宣扬“四旧”。然而，人是社会动物，天生有交友的需求，特别是在人情淡漠和人际关系紧张的时期。黄山谷有诗云“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我们从中可见诗人对于友谊的渴求。在海王村的书友之间可以纵谈古今中外，可以谈当时人们之间不敢谈、不能谈或不肯谈的东西，没有任何人会责备你。第一，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第二，热心跑旧书店的人中也很少有“阶级斗争脸”（也许是因为到了那里身心完全放松的缘故），很少有伺人之过的人物。第三，最根本之点在于书友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因此书友之间可以完全放松，不必互相防备。书友之中除了谈谈书之外，有时也可以交交心，解除下心灵的防线。
这些令我永难忘却的朋友，他们大多比我年长，许多是我的长辈和忘年交，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是颇受教益的。现在他们有些已归道山，有些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有些还活跃在各个领域。回忆昔日的交往，现在仍感温馨。由于已经过去二十六七年，记忆有失，另外，书友之间都是邂逅相遇，忌讳刨根问底地打听人家的身世，多是对方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因此，我的记载不敢保证完全符合其实际，也许会与事实有些出入。
我的书友中年龄最长的是卿汝楫先生。当时他老先生就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了。老先生是湖南宝庆人，他有一次对我说：清末我父亲分到宝庆做知县，任满后就定居于此，遂为宝庆人。他是《美国侵华史》的作者，这部书有三大本，一百余万字。据他说，此书写于美国，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图书馆和国会搜集资料，作了许多笔录。这些资料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毁，有一次到他家去借杜牧的集子，他从一些书柜的底层抱出这些“宝贝”给我看，可惜我不懂英文，只是呆呆地听他滔滔不绝议论这些材料的重要，说它们都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或美国档案馆抄录出来的。老先生最愿意跟我谈的是旧诗，特别是谈他写的旧诗，他也很以其旧诗自负。有一次，我同他逛完书店后，才十点多钟，我们一起坐14路汽车到陶然亭去遛弯儿。
到了那里见到几位老人（就是邓友梅小说《话说陶然亭》里写的那样的老人），老人们欢迎卿先生到来，看来卿老也是那儿的常客。卿老向我介绍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叟，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轨道就是他计算的。这位数学老人向我低声介绍卿老时说：“年轻人，你知道吗？中国湖南有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就是你眼前的卿汝楫。”卿先生的诗有油印本。我翻看了一次，感到卿老旧学功底很好，也娴熟于诗律，气魄很大，是走杜甫的路子，而且是学他的《诸将》《秋兴》等七律。多是歌颂之作，不免进入文革时期旧体诗的套路。我倒是喜欢他的《小鸡行》一类写生活小事的诗（此诗有些学杜甫的《缚鸡行》），描写鸡从小到大的种种情态，十分生动，特别是写毛茸茸的小鸡在院内吱吱乱叫，出入牵人衣的情景，非常有趣。卿老也很以文章自负，他说起解放前他为某报（好像是《大公报》）写社论，一天一篇，每篇大洋十元，往往头天晚上听新闻，然后动笔，午夜前写完，第二天见报。
卿老家住西单的石板房胡同，距离其就职的教育部很近。他住的房子本来是自己的，文革时期充了公。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只给他留了五六间北房，东西南房全让外人住了。他在北房面前砌了一堵墙，把院子分成两半，住东西南房的走南门，南门是正门，大门；北门是个小门，在院子的西北角，他走此门。他的生活也很古怪，从院子一进屋便看到一个简易的单人床停在房子中间，上面铺着被子，盖着被单。第一次进他的房间时吓了我一跳，以为上面躺着一个人。每间房子的四壁都是书，因为很久无人清理，蛛网尘封，取阅也极不方便。
我看他吃午饭也很奇特，一小锅牛奶，烤两个芝麻烧饼为主食，以果仁巧克力为菜。喝一口奶，咬一口烧饼，吃一粒巧克力，非常独特。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一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一是营养齐备。我想大约这是自我解嘲，借以掩饰因为运动而造成的不正常的生活。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似乎是搞教育学的，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尚未还京，他一个人生活。这可能是其生活不太正常的原因吧。我和卿老交往一直到1975年，后来因为受到迫害，才与先生中断了往来。如果先生健在，大约将近百岁了吧。至今我手头还有先生的一本书，冯集梧注的《杜牧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