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交通和信息等社会组织手段非常有限和非常粗陋的农业社会，人们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将一种统一的文化形态和取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庞大社会空间的每个角落？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要历尽跋涉之苦才能到达的那样一些山乡之地，那里却能够产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举人、进士、大学士，留下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叹为观止的“学士第”、“大学士牌坊”、“丞相坟”之类彰显文化身份的长久标志，这里面包含的意义当然远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的改变，更主要的是通过成这千上万跃上“龙门”的人物，将统一政治和文化形态的理念、规则、社会价值向心力等等输送到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层面之中，这种不舍昼夜的“输送工程”对于皇权国家制度运行的意义显而易见。因为这种大一统制度的稳定运行要依靠科举制的成熟，所以唐德刚先生归纳传统中国的特点时，就是把“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中央集权”与“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这几项制度原则看做是相互依存的。可见，当时条件下科举选拔制度的“高度科学化”，是统一庞大皇权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从权力学的角度来看，因科举制度的根本指向只是在于，在庞大宗法国家的“层序”环境中始终维系皇权对金字塔体系的控御，于是聚集了巨大的统治成本才得以建构的科举教育、选士任官、考课监察等政治、文化和行政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以及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官僚系统而运行的。而中国区别于西方中世纪的行政制度特征也就因此形成。
王学泰：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实际上反映了沉沦下僚士人们的期待。他们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的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做好工作。科举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另外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了统治高层确实带来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而是调节它不使之畸形发展的。
从中可见科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可是它在史书中是与教育放在一起的，因为生为士人的人生目的就是给最高统治者当个小臣，如有可能，爬升为大臣。因此科举遴选的标准就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这就决定了士人们的学习和努力的方向。这对统治者说来也是很合算、很省钱的事。他们只管选拔，不管培养。虽然州府县名义上都有学校，在明清中后期这些学校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有培养的责任。人们读书大多是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因此不论是从“用小臣”的角度看，还是从自社会下层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都是起着加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作用的。
王毅：除了农业社会物质和技术条件有很大限制这个原因之外，科举考试内容的日渐狭窄，最后成了八股一统天下，这还由于皇权社会后期的制度，对于知识分子能动调节作用的允许和需求程度越来越低微。比如我们看唐代的科举取士，除了常规的考试以外，还有皇帝特召的人才考试，称为“制科”，其名目繁多至八十多种，比如贤良方正极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等。但是后来这种考试在宋代以后就越来越萎缩，乃至形同虚设了。
明代初，当时最有学问的大臣在皇帝面前的自称是“虮虱小臣”，一直到明代末的崇祯时代，人们信奉的政治原则还是“皇上神圣，臣子不宜异同”。这种情况下，因为皇帝一个人永远是圣明无限，所以其他一切人就再也没有了“极言极谏”、“才识茂明”的资格。于是科举考试也就成了塑造标准化行政工具的基本方式。陈寅恪先生在1952年赠邓之诚的诗中说：“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据研究家考证，此诗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但是很明显，知识依附于权力早已固化成为了一种“成规”，或者如你刚才所说，知识分子把自己人生终极价值固化为充当匍匐在皇权政体面前的小臣，这的确是科举史遗留下来的一项最主要的制度结果。
但是这样一个今天看来悖逆于现代社会方向的结果，它在历史上非但是一种人们的“主观恶意”安排，相反它在历史上对于中国文化在中古时期世界领先的地位曾经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国科举的这种情况与欧洲中世纪时的教育情况有一个比较，则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罗马帝国没落以后中世纪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往作为社会结构、官僚政治和罗马法律体系者支撑的知识是阶层不复存在了，于是知识和教育成为教会的特权，知识的研究和传承只能龟缩在阴暗的修道院里；即使是贵族子弟，也只能接受简单的“骑士教育”，只能掌握简单的读写算等知识以及与等级制度相匹配的社交礼仪。至于农民和农奴的子弟，则根本与教育无缘，他们所能学习的知识是从父母那里传袭下来的、标志他们卑贱身份和义务的一些劳作技能，以及宗教信仰。相比较之下，中国科举时代在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内容的丰富深入、社会底层成员通过教育而改变自己地位相对较大的可能性等等方面，就都比欧洲中世纪教育有着很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