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科举制度面对的社会面越来越广。它一出现后马上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从南宋两个年份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题目都来自《四书》，学作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大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因此可以说科举考试不是少数人的事，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它的社会动员面是极其广泛的。
其三，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不激起人们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也是不得了的大事。报禄的一到（送通知单的），全村大喜。当了秀才就可以改换门庭，把门框提高三寸，因为秀才的帽子可以加三寸的顶子了（见齐如山《中国的科名》）。
又如乾隆之前，本来不许旗人参加科举考试（男性旗人在原则上都是战士），怕沾染汉族文人柔弱之习，可是不行，旗人对科举考试获得的荣誉羡慕得要死（旗人不必通过科举道路照样可以做官，而且升迁更快），非要参加不可，乾隆后科举也向旗人开放了，而且条件比汉人优越得多（这令人想起汉人妇女以缠足为美，举世羡慕小脚。旗人本不裹脚，有些男性旗人竟自约束自己的脚，穿袜套，当时称为“刀条脚”）。不仅旗人，有些在中国生活久了的外国人也对科举生艳羡之心。《春冰室野乘》中说，清末在中国作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英国人赫德的儿子赫承先“酷慕中国科第之荣”，也学习写八股，练台阁体的书法，要求参加癸巳（1893年）科的乡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从中可见科举制影响的深远。
王毅：通过科举选士制度的发展成熟，士绅由先秦诸侯国家的小臣和乡曲之士，中古时代许多高门大族的“门荫”、“部曲”等等，逐步变为了日益与统一皇权国家组织方式相互适应的、能够全力在社会结构的两极（皇权与底层社会）之间进行双向调节的关键力量。中国千百年来的选拔制度的发展以此为焦点，也是因为建立和维系这个骨架对于金字塔式社会形态的运行来说，从始至终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