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单位制度有点像宗法制度。它也是层层领导，等级建构，然后由大家长说了算的。这个集体对你是既控制又保护的。保护你，只要你不犯大错误，生老病死都管，甚至你死了之后儿子还来接班，管到下一代。长期在单位中生活个性萎缩了，缺少积极进取的心态，要想在单位混得好，只要与领导搞好关系就行了，以后提级、分房都不发愁。在外面偶有行为不检点，单位领导也会给你一些照应，说一声我们单位好好教育教育他也就完了。改革了，许多单位解体了，单位人变成了脱序人，再靠在单位练就的那两手是不行了。
上面讲的单位主要是改革前的单位，那时的单位是全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农民所在不叫单位，叫生产队，上有生产大队、公社。它与城镇单位的差别就是保护功能弱，控制能力强。新中国以来搞过数十次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在单位中进行的。可以说单位是搞政治运动的有效空间。没有单位搞不起运动。
田炳信：现在搞不起来？
王学泰：现在再搞政治运动就有许多困难。过去每个人都在单位中生活，现在不是了。这样就产生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另外单位的政治功能差了，逐渐变成了纯业务性质的（这是正常的）。过去的单位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个细胞。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现在这个功能弱了。第一，不是每个人都在单位中，95%以上的农民成个体了，城市工人下岗了，等于把单位破坏了，搞政治运动的有效空间不存在了。单位有些像“鸟笼”，只有在鸟笼里才能搞这个运动。谁是正类，谁是异类？怎么把异类挑出来？这个在鸟笼里好做。如果你把鸟们都放到天上去了，这怎么弄？
田炳信：也就是说，中国把人的保护和控制划为两块，一块是单位，一块就是户籍。
王学泰：过去它们是合二而一的。其实单位就等于户籍了，一般来说，户籍跟着单位走。那时，如果你被单位开除要回街道，你甭打算在街道上待上半年。马上给你送劳教去。还有一种强劳你可能不知道，比劳教又轻了一点，全称叫强制劳动（1961年实行，1980年废除）。你说你在家里待着，游手好闲，没有的事，不可能的，起码在北京不可能。
田炳信：那你也活不下去呀。
王学泰：五十年代还有有钱的，因为对城市中的有钱人没有采取没收的政策。比如说，资本家有定息，北京还有“吃瓦片”（靠出租房屋为生），另外还有豪门贵府的后裔。我跟郭宝昌很熟，拍《大宅门》的，他是同仁堂某房的养子。我大学毕业，划为“反动学生”，由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南口农场二分厂劳动；他同我一样，被电影学院划成“反动学生” 。我们一块儿住了三四年。他们家就有钱啊，可以坐在家里吃，不必去劳动。他是因为要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彻底改造自己才到农场劳动的，而且就拿28元的生活费，不要家里寄钱。在家里不劳动“吃闲饭”，50年代还勉强凑合，到了60年代在家里就没法待了，天天会有街道干部去找你。
1957年最初颁布劳动教养条例时，反右刚刚开始。并非为了处理右派才出台此条例。它主要是针对城市间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没有出路的那些人，是游民改造的一部分。不过50年代政府初认为游民“绝大部分是穷苦人民出身”，对他们的改造多视为一种“福利救济事业”。当时认为这种游民改造至50年代中叶已经完成。此后再有游民，就被视为违法犯罪现象。1957年《劳动教养条例》的出台正是从视为“福利救济”到视为“违法犯罪”的过渡阶段。因此这个条例既带有惩治犯罪的倾向，也带有“福利救济”的特征。“条例”谈到“劳教”对象除了轻度犯罪以外还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这些似乎都不能说是犯罪，只是被单位开除，或主动辞职，还包括那些不服从分配，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劳教是给你安排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