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叫法不一样。我在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时，没有写到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先不说当代的游民，先说古代。古代，游民从宗法制度中出来。在宗法中，他自己不必面对社会。因为他自己犯了法，首先是家法处置。而且历代的官府的法律都是尊重家族对个体的控制，甚至有一些惩治过度的家法，官府也会理解，认同。中国古代从经济上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特征是“少、小、散”；社会组织则是宗法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们我们称为宗法人。宗法网络对于本族人既是保护者，又是控制着；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一切有族长代表，长期被保护与控制。因此，宗法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完全的，性格是不成熟的，个性是萎缩的。特别是在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作比较的时候，更显示出不成熟性。宗法人脱离了宗法网络，我称之为“脱序人”。
田炳信：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而言，你比如部队，平时起床、睡觉、练操都极为有序，可是一旦战争开始，最有序的部队就要把最有序的社会变成最无序的社会；你再比如，罪犯在没有被抓起来以前，在社会上干的都是有序社会所不允许的无序的事，可一旦关在监狱里，就变成最有序的人了，几点起床，几点出工，都规规矩矩了。
王学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平衡点问题，政治就是寻求最大平衡点的一门学问。长期过有序生活或过无序生活都会在其个性中显现出来。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应该看到“过度的有序”“过度的无序” 都是反人性的。
田炳信：如果说政治是一杆秤，经济、军事就是一个大秤砣，社会就是被称的一堆物。被称的物和秤砣一旦平衡，这个就稳定，就算一定范围的公平，一旦失衡，秤就不是秤，砣就不是砣。
王学泰：这个问题是跟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关系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它是宗法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原则有所变迁。从先秦一个样，两汉到隋唐，宗法变了一个样，宋代到近代又是一个样。但是宗法精神没有变。宗法精神就是把人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层次地组织起来，然后由大家长统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细胞。秦朝以后，朝廷的行政组织只到县一级，下面基本上是宗族自治，明清时代朝廷要求知县无事不要下乡扰民。县以下的如乡、里、亭等（不同的时代名称不同）负责人类似知县的派出人员，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可见基层行政制度是依附于宗法制度的。所以说古代是家国同构，“国”仿佛是扩大了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因此政治家庭化，家庭政治化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传统。
我把游民和流民问题分开了。流民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流动，在这个流动中宗法往往没有被破坏。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常有数万或十数万人口在“渠帅”“渠魁”带领下做大规模的流动，甚至成汉这个建在蜀中的国家，都是流民建立的。福建的一些土楼也好，客家楼也好，都是北方迁徙来的宗族聚居之所。一个宗族迁徙到这里之后还是一样的管理，只不过是换了地方而已。
游民是个体性的。这种流动就跟那种整体性的流动不太相同。整体性的流动就是，比如说我作为宗法中的一个成员，我跟着大家长走，还要听大家长的，没有自己面对社会的机会。而游民和流民不同的是他要自己面对社会。这就会促使他性格发生改变。如果不改变，照旧萎缩下去，他是没法生存的。
我为什么要研究游民问题？因为游民牵扯到文化问题。流民基本上是个社会问题。而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为什么游民是文化问题？因为游民在流动过程中思想变化了，和在宗法中的人的性格不同了。他自己面对社会，性格必然产生变化，形成与宗法人不同的思想性格。这是形成游民文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