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一听慌了神，抱起所有的日记，连夜上交党支部，表态自己如果还有什么思想问题，就请党支部在日记里摘取。多年后，我还与他开玩笑，那天在院里撞见他，算是明白面如死灰是怎么回事。”闵家胤笑道。
“运动中，眼看同学一个个过了关。轮到我汇报思想时，按同学之前讲的内容讲了3个小时，可政治辅导员根本不理我。后来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去，批我没反省到点子上，让我老实交代与张虹生之间的关系，我才知道张虹生在新疆为他父亲翻案出事。”王学泰回忆道。
1964年8月，他大学刚毕业，即划为“反动学生”。次年1月3日，发配北京昌平区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
南口是个风口，卵石遍地，极艰苦。在劳改学员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来导演了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也在其中。
“在农场，王学泰睡上铺，我睡下铺。”郭宝昌痛快谈起了至交，“但那时，我们还彼此戒备。”
“劳改队对待我们这些人，有一非常管用的统治方法，就是给人一个希望，谁表现好就能早点出去。所谓表现好就是揭发，勇于和别人斗争。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
“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每周总结、每月总结、每半年总结，年终还有总结。王学泰是个特别爱说话的人，尽管他谨慎小心、老实干活，但揭发他的言论问题总比我要多。不过他笔头子厉害，认罪书一般写得好，印象中他被批得不多。”
为何研究游民
从南口出来后，王学泰一度被“搁在教师队伍中改造”，“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后，他下乡锻炼，与北师大中文系主任廖仲安分在一起。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师生二人甚为相投。“廖先生曾被周扬定为‘红秀才’。他跟其他人说：你们认为王学泰反动，我觉得他很进步。”闵家胤忆道。
1972年，王学泰在北京琉璃厂结识了一帮书友，时常聚在一起，畅谈“不太尖锐的话题”。一次，他从一书友处借到了传说的预言奇书《推背图》，后转借大学同学章某。他俩曾交心：“当时社会混乱，江青以特殊身份乱政，对此有所感慨。另外，我们对当时搞得声势极大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的‘批林批孔’运动都认为‘另有所指’。”
章某又将《推背图》借给了文化馆干部顾某。王学泰写道：“这位顾某曾当着样板团面骂江青，让人给告发了。此时正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顾某的言论和他的高干子弟身份引起高层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图》复制件出现了。那是个草木皆兵的年代，于是由他追到章姓同学，老同学牵扯到我。”
1975年初，因为对“无产阶级**”和“批林批孔”有些不恭言论，王学泰被拘留了。先是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1976年7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一名预审人员向他坦言：“我俩没冤没仇，你也没把我们家孩子抱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挣这56块钱。”
判决两天过后，唐山大地震，“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
狱中，王学泰“阅人无数”：猥琐的老强奸犯；“佛爷”（小偷）；能自制粮票、油票、火车票的刑事犯；出身贫农，因牢饭能吃上“刚煮出的饺子”，反让探监的家人视为享福的“现行反革命”；还有“眼里揉不进沙子”，发现国家大事出了问题而上书中央的政治犯老崔；以及“文革”之初，在凛冽寒风中散发传单，抗议“文革”反人道因而被判无期的老祝……
“算起来，我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待过近十年、在监狱里待过三四年，可以说，底层社会各色人等都见过一些。监狱里关的人，95%跟社会上的人一样，有好有坏，差不太多。另外5%里，有四成是极好的人，有六成是极坏的人。这两类人都在社会上极少见。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
“荷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感言说，‘我有幸生在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即使做点蠢事对世界危害也不大’。我们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做点蠢事就对世界危害挺大。作为中国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我，快奔70了，到了这个年纪就是‘三个一样’了：钱多钱少一个样，屋大屋小一个样，连看男女都一个样了。有人问，以前的坎坷经历没让你有过恨？我好像天生就不会恨，我相信人性有光明的一面，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的就是人性的光明。”
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的就是人性的光明
90年代初，王学泰正式开始探讨“游民文化”。
最初，他想写的是通俗小说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中突然发现，“游民”恰恰是联结两者之间的一座桥梁。“通俗小说的产生源自江湖艺人述写自身的经历，这经历就是游民的闯**。游民作为个体，很难在社会上生存，他们需要一个组织化过程，最后组成了秘密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