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家长制不注重子女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中，子女的“权利”包含在家长的“义务”当中。一个合格家长要考虑到子女的方方面面，不能有偏心。《红楼梦》中大家长贾母就是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偏心的。她不仅考虑荣国府的子女，还要想到宁国府。作者以此要塑造大家长的典范。就这样她仍不免偏心。例如，她对贾宝玉、贾环绝对不同。家长想到每一个子女，在传统思想看来，这就是每个子女的“权利”，子女的正当要求，但不许子女要，应该由父母想到。父母应该有这个自觉的意识：时时想到孩子还有什么“权利”我没有想到，没有主动去给予。儒家设计不同层次人的相对关系时，也是这样设计的。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等。但孔子没有说，在上位者如果不考虑在下位者的“权利”怎么办？儒家是倾向“性善说”的，他们相信统治者会自觉地想到。后世宋代儒者则更为虚伪，在他们看来君父看不到臣子的正当要求，恰恰是臣子作忠臣孝子的好机会。中国老百姓老盼好皇帝和清官，是因为只有好皇帝、清官才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老百姓才能实现自己的“正当的要求”。
欧美是讲个人本位的。罗马法规定，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自然人必须具有人格，即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罗马法上的人格由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三种身份权构成。罗马法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种身份权的人，才能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才属于具备完整人格的人。当时除了奴隶之外，人只要进入法律领域都有权利和义务，哪怕权利再小，只要尽义务就享受权利。
老百姓不能要求正当的权利，如果遇到性命攸关的问题怎么办？这是传统政治中的一个死结。比如说，下面的官吏逼得百姓没法生存了，老百姓上告无门，是老老实实地去死，还是揭竿而起？原始儒学是非常重视生命的，统治者在口头上也承认老百姓有生存权。此时统治者在原则上还是不同意“犯上作乱”，某些特别开明的统治者有时可以用“盗弄潢池”来原谅。这个典故出自《汉书》，汉代循吏龚遂，谈到有饥民造反时说“海滨遐远，不霑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言外之意是，现在皇帝知道你们的苦难，放下武器，接受“圣化”吧。
附带说一下，古代统治者也是承认老百姓在面临天灾人祸殃时有生存权利的。民国时思想家杜亚泉说，他的江南老家，如果有大灾，老百姓抢吃的东西，未抢其他，不算犯罪。这是当地的习惯法。湖南有些地区，闹灾时，组织队伍吃大户，大户都给开门，按当地风俗，你必须给主人留下一些，这也不算犯法。看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吃大户”是有传统的，并非是搞农会的产物。
赵诚：您说的这是什么朝代的事？
王学泰：这是清朝。《白石老人自述》中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旱灾，有些饥民便一群一群到有钱人家吃饭。“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 可见当时的民风，也就是说天灾来时，人的生命应受到尊重。
赵诚：看来吃大户是一种灾难下的社会救助制度。
王学泰：是，本来是一种救助制度。这个制度，虽然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只是“习惯法”，但符合儒家强调的人命关天的原则。不像雨果《悲惨世界》里写的偷人家一个面包判你18年，这是**裸的恶法。但是中国农民长期没权，这种“习惯法”可遇而不可求。“求”迹近于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