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离开宗法，必然有意无意摆脱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离开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明，又没有其他文明替代，只能回归野蛮。文革中上海嘉定市发现一个明代墓，墓中发现明代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讲关索出身的，一开始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拜后谋划要干大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成大业”，“创大业”。刘备说，“我是一个人，没关系，你们俩都有家属，得把家属杀了”。关羽、张飞都不忍杀自己家属，俩人商量，那就互相杀吧。关羽跑到涿州把张飞一家杀了，张飞跑到蒲州，把关公一家杀了。但张飞心比较软，关羽老婆是胡金定，当时正怀孕。她说你杀我就是杀了两人，张飞手一软放了胡金定。胡生子后，名叫关索。这个看来荒唐野蛮的故事，是宗法人无论如何不能认同的。但是游民造反活动中，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宋代就有乱兵起事先杀妻子的事。李自成、张献忠在低谷时也杀营中的妇幼（不要上《李自成》小说的当）。外人看来很残酷，在舔着血刃过日子的造反游民看来却是稀松平常。
赵诚：孔子说的“党”就是要讲利害，不讲是非的小集团吧？
王学泰：对，孔夫子的不党思想对宗法的小集团体制就有了超越性。所以这种儒家思想，他是在治理小国，治理家族还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国思想。但是它有超越性，所以才被用来做招牌。儒家讲仁，讲爱人，讲忠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中庸之道，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不同层次上人的相对关系。儒家强调这些人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你如果要求对方什么，就应该交出相对应的东西，然而儒家并没有由此推演出权利观念。
赵诚：那所有的游民都不要家室吗，他们和宗法制下的宗法人有何不同？
王学泰：不是不要，在干大事的游民看来，一切都要为此让路。《水浒传》中，秦明的老婆孩子可以说是毁于宋江等人之手，扈三娘一家都让李逵杀了。可是他们上梁山后，好像从未发生过这些事情一样，因为从游民立场来看，有幸聚在一起“干大事”就是一切，妻子不足惜，《三国演义》也说“兄弟如手足（一起打天下），妻子如衣服”，而宗法人决不会这样想。《水浒传》中把梁山利益说得高于一切，全力制造人们对于梁山的向心性和依附性。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甚大，许多游民组织（如秘密帮会）都是照此办理的。
经过五代十国，宗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但北宋一些儒者致力于重建宗法。这不是官方的，赵匡胤没想到，是民间一些儒者自发的行动。建立宗法制度，而且“宗法”这个词就是宋代才有的。“关洛濂闽”中关学开创者张载是代表人物。“宗法”是“宗子法”的简称，说白了也就是“家长法”。宋以后宗法和周代宗法不同，它不是周代的宗国合一的大宗小宗制。宋代宗子（族长）不一定非得是“大宗”的嫡长子， 宗族的领袖往往是推选产生的。年高德劭的为族长，族长的产生往往与个人品德和社会地位有关系。
这种宗法制度对保护自己宗族的每个人更具负责精神，宗族比以前有更强的凝聚力，这与族长是推举产生的有一定的关系。宋代儒者为这种制度做了细密的筹划，每个宗族有祠堂、有族规、有宗族财产，这样宗族为族人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说把豪族大姓扫**殆尽的宋初，赵匡胤没有意识到建立宗法，后来儒者弥补了这个不足的话，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建立宗法制度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经过社会大乱之后，他做两件事，一是恢复小农制度，一是恢复宗法制度。北宋时理学不成气候，南宋中叶以后渐有起色，但常常还受打压。理学真正得志是在明代，明代的统治者把乡村行政与宗族网络结合起来，仿照族规，订立各种乡约，并表彰一些办得好的宗族，这样宗法制发展了，并得到巩固。近代宗法人性格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
赵诚：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基因有人格不成熟的一面呢？
王学泰：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与欧美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我们国家的形成，都是从“家”扩大到“国”的。由家族到氏族，由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都是以父系血缘为依归。最高统治者是大家长（后来的君主），各层次的统治者分别是与大家长有血缘联系的小家长，近则高些，远则低些。我们常说官本位，官本位本质上是君主本位。君主本位制度从哪来的，那就是家长本位。我们缺少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人到老还要依附于家长，没有自己的权利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