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古以来，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天是老大，他是老二。因此凡是天下之物，都是天子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人们缺乏私有财产的观念，特别是对他人的财产。正像人们所说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太平时节，身处下位的老百姓很难无视别人的所有权，而皇帝则不然，可以随便抄任何人的家！可是，只要天下一大乱，皇帝不起作用了，只要谁“胳膊根粗”，谁就是皇帝的时候（也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个无视他人财产的潜伏意识就起来了，随意抢劫的情况就发生了。承平时期，人们不能随意去抢，于是，忌妒、红眼病、“劫富济贫”（这是一个虚伪的口号，所谓“贫”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自己）等都是能导致窝里斗的。
第三，就是个体不成熟。在专制制度下，个性不成熟，没有个人自尊的观念。没有自尊的人，就可能形成两种人，一种是暴民，一种是顺民。在宗法网络中安然度日时是“顺民”；脱离宗法，独自闯天下就是“暴民”。无视他人的存在，随意施暴本身也是一种缺少自尊的表现。另外还有中国人不成熟，“群己界限”不清，需要时就要往一块聚，俗话的“抱团”，缺少独立的面对社会的意识，因此只有抱团才有安全感。有一次姜昆到文学所请几位研究人员谈谈中国文化，当谈到抱团和内斗这些文化现象时，他有同感地说，在美国时，自己也感到华人爱“抱团”，组织各种类型的同乡会，可是同乡会内又常常有内斗。他说他的加拿大徒弟大山说，“我的祖籍是苏格兰，加拿大苏格兰人很多，但就没有一个苏格兰同乡会或联谊会之类”。这与新教信仰中的强调个人奋斗有关。
国人平时你我不分，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时，亲如兄弟。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幻想中的），马上变成你死我活。这都与人格不成熟有关。
赵诚：游民兴起与中国土地制度和城市发展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
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但宋以前没有形成群体、阶层，还有很多未被开发的土地。你从宗法网络中被抛离出来，找个地方开荒去，也能生存下来。那样这个人就不是游民，像一棵树，在那儿生儿育女，繁衍一个家族，进入宗法序列。
唐代以前，游民进入城市的不是很多。那时城市不是很多，他们进入城市生存的机会很少，原因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商业、手工业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也不是非常多的。另外没有正当的职业，随便进入城市中，要被排斥的，被驱逐的。以唐代长安为例，商业集中在东市、西市，这是离开居住坊区的特殊坊区。居住的坊中不能说没有商店，但是非常少，自成一体。长安等城市黑夜要关城门、坊门，坊里来一个陌生人，非常瞩目，所以说，那时的游民在城市中很难存在下去。
宋代游民出现与土地制度也有一定关系。宋以前，是授田制，国家对统治下的人民是承担责任的。国家给农民以土地，土地都是国家的。土地授给你，有永业田，有口分田，口分田在受者死的时候国家要收回去。宋代有几个显著变化：一是不立田制，国家不授田；二是不抑兼并，不抑制土地兼并。这样，土地所有权流转很快，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土地转手快，必然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游民流入城市。而此时城市商业、手工业发展起来。城市由城坊制改成街巷制。街巷制就跟现在城市结构差不多了。街巷制开始后，临街商业、手工业发展繁荣了。一些游民进城就能找活干或从事非法活动，也不引人注目了。这样流动人口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