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能兼容并包，胸襟开阔，愿意也能够倾听别人讲话，不说他人的坏话。如果没有外力的播弄，他与上级、同事、下级（包括学生）都会有很好的关系。17年间（指文革前17年），政治运动不断，廖先生虽然常常挨批，但没有受过实质性的处分（如划右派、右倾等），而且还有几次升级。人们开玩笑说，廖夫子是福将，一有运动就挨批，但没有耽误涨工资。这说明北京教育界和学院的领导对他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老实人，分配给工作无不勤勤恳恳去完成，从不讲价钱，正像他自喻的老黄牛（“反刍集”的名字即源于此）；文艺界领导周扬也知道他，有次讲话就说道“谁说共产党内没有秀才？廖仲安不就是一个吗？是党的‘红秀才’”。这句褒扬在文革中给他召来无数麻烦。小将们说：廖仲安不仅是北京黑市委教育战线的干将，还是文艺黑线的干将。
专案组费了好大劲调查他，除了一般的组织关系外，没有发现他与北京旧市委和中宣部领导有任何特殊关系。朋友、老学生也都是与他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的。有一次与我提起他的老师朱自清的话“几十年了，朋友就是那几个，老婆就是那一个”。我笑起来，心想“这真是夫子自道”。他的朋友，不管我见过没见过，大多耳熟能详。因为他每每言及他们。今年春节，我去看他，问及他找我要的《赵俪生回忆录》收到没有。他说：“收到了。挺好看的。我叫人给刘国盈送去了，他住养老院了，很闷。”刘国盈是我上大学时的系主任，也是他北大老同学、师院的老同事。他的几个老学生我也大多认识，为《反刍集续编》写序的李华就是1959届的毕业生，不幸他已经于几年前去世。连他的家庭都是值得羡慕的，四个孩子都是文革当中长成的，都被动乱耽误过，但他们学历最低的也读到硕士，在国内外不同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有一次我问起，他是怎么教育的。他说他谁都没有教育过，他们自己长成的。我说您这是垂拱而治。
前两年首师大给刘国盈先生和廖仲安先生庆寿，把我也找了去，共叙这几十年的变迁。我想起1971年国庆，第一次去廖家，他也刚从大兴陈各庄“五七干校”回来，拿出一首《鹧鸪天》让我看：
渠水初干岸柳黄，天堂河畔再经霜。八方秋熟银镰动，十里风来金稻香。
新月上，谷登场，不愁风雨近重阳。“五·七”指示千秋计，回首风波意味长。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廖先生寿登耄耋，精神矍铄，我也年近古稀，还能写点浅近的文字。再读这首词不免会有许多新的感受。
杂文家应该是社会批评家
——读牧惠先生的《小报告以外》
去年，在某份文摘报看到一篇“新世纪中最抢手的十大职业”的文章。其中在律师、外贸人员、金融家、电脑软件设计师、社会工作者等等之外，后面居然还有“社会批评家”赫然在目，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社会批评”一词真是久违了，因为“批评”与“社会”联姻，其危险程度可以想见。然而，真正的文学毕竟是不能回避社会批评的，作家不是阉宦弄臣、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不是有无皆可的帮闲，作家应该成为社会良心，应该有勇气面对社会的美恶，写出惩恶扬善的作品。
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杂文是具有直接社会批评功能的，杂文家更应该是个社会批评家。我想，他们将是新世纪中的骄子，理应成为最为人们所欢迎的职业，因为任何社会里总是有“沉默的大多数”的，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表达的机会，而表达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人性中的一种需求，一个人如果有了想法或感情而又不能表达，郁积既久，是在心理上或是生理上会出毛病的。杂文家应该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表达者，说出他们想要说出的话，使他们郁积的想法和感情能够得到宣泄。最近，我读了牧惠先生的杂文集——《小报告以外》——就有被表达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