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说，在俵散青苗钱时虽然存在官府利用娱乐演戏等手段诱使借贷青苗钱的农民花钱的现象，但第一这不是普遍现象，第二这只是执行的问题，不是新法的毛病，第三青苗法从总的倾向上看是对人民有利的。并指出青苗法即使有缺点，也不能像苏轼这样“用的完全是一种冷嘲热讽的调子，显然不是什么积极的建议和批评”。在当时政治氛围下，这已经是对苏氏作品最大的善意了。但现在看起来仍有可訾议之处。比如，既然承认有缺点，作为文学家为什么不能“冷嘲热讽”？
说到底那时公正的文学批评是不能做到的，因为有几个大前提是不能碰的，如“政治标准第一”（“第一”往往便成“唯一”），评判作家先要经过政治过滤器。苏轼政治倾向先天不足是既成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另外王安石变法是先进的社会运动也被视为定论，是不能怀疑的。于是廖仲安只能在划定的圈子转。其实我们放下这些，从另一个角度想，很好解决。就算变法百分之百正确，没有任何瑕疵，全为贫困百姓着想（当然这不可能），难道它在推行中也会完美无缺？如果有些缺点，哪怕就是万分之一能不能写？文学创作不是政治家写条陈，要注意态度和可接受性。文学家考虑的是写得好不好，感人不感人；想通了这些，就会觉得苏轼一些批评新法、青苗法的诗写得很俏皮，非常精彩，他的确是写讽刺诗的高手。
《水浒浅谈》写于文革中（1972—1973），本是军宣队和革委会分派的任务。那时林彪刚倒台，社会上一度批判极左，局势稍稍稳定。但文革的反复折腾，大多数知识人是满怀恐惧的，屡经劫难的廖仲安更不会例外，但分配的任务又不能不做。廖仲安是文章快手，但这本四万字的小册子，他写了半年多。他说：
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对《水浒》这本小说以及有关的资料研究得很不够，但是对毛主席和鲁迅谈论到《水浒》的话，却是做了比较认真的搜集工作，凡是在公开的文献上能找到的材料，不敢说毫无遗漏，也敢说十得八九。
历经种种被批斗的苦难之后，第一次又拿起笔来写作，怎么能不吸取点教训！他心怀惴惴，怕犯政治错误，本来廖先生是非常注重文本和参考资料的，此时文本、资料都可以放一放，个人看法（有些与我聊过，如对宋江形象的认识等）更不敢写入，尽量采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用大量的时间收集毛主席的指示与鲁迅的论述，并加以消化。这是在为此书上政治保险。历史仿佛爱跟老实人开玩笑，这两项保险突然不灵了。因为有了新的“指示”。《水浒浅谈》仍然难逃罪责，廖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箭靶子，再遭整肃，再度被下放。注定受难，再挣扎也没有用。
三、拨乱反正与探索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教育都是重灾区，拨乱反正的任务尤重，古典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许多中青年研究者（知识界认为中国被耽误了二十年，大家都减二十岁，廖仲安被视为中年）成为拨乱反正的积极参与者，廖就是其中的一位。1980年古典文学界研究期刊《文学遗产》以大型研究刊物形式（文革前只是《光明日报》的副刊）复刊，他被聘请为编委。《反刍集》中的文章大半写于1977年后十年，有的就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他不仅批判“四人帮”与极左思潮对于古典文学的歪曲，如《晴雯的新冤案》《孔子文艺思想漫谈》《“剔除”与“吸收”》《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等，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上有反思也有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