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游民有主动进击的精神，就是敢于主动发动进攻，勇于去夺取。这一点在宗法人中间是稀缺的。其他人游动起来可能有这种胆识，作为侠客、剑客他们可能也有进击精神。但游侠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游民是为了夺得自己的一口饭吃，所以说他不主动进击就很难存在。
第三个特征是其帮派性。只讲敌我（或只讲利益）不讲是非。游民要想向社会索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力量、资源，只有与相同命运的人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这样游民把组织看得很重要。最简单的组织形式就是结拜，梁山也是一种组织形态，它就比较复杂了，更复杂的是天地会这些秘密帮会。游民永远把组织看得高于个人，他只想着这个帮派。像《水浒传》，同样一件事，如果是梁山做的就全都对，其他小贼做的都是错的。因为水浒传的帮派意识就定向为梁山，梁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都是没有错的。这种意识是没有是非观念的。
第四点，游民脱离了宗法，也摆脱了儒家文化的控制，因为儒家文化中，虽然孔子、孟子有很多超出宗法制度的一些思考，但总的说来儒家思想还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但是游民脱离了宗法制度，所以它也就脱离了宗法文化。最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刘关张的故事，他们三个人要干大事的时候，刘备就对关羽、张飞讲，我没有家，你们两个人全都有家室，咱们要干大事就得把家室全都杀了。关公忍不得杀自己的家室，所以他就把张飞一家杀了，张飞就把关羽一家杀了。后来因为张飞心比较软，当时关公的妻子胡金定正怀着孩子，然后她说你要杀就等于杀了两个人，最后张飞放了她一马，最后她生下那个孩子叫做关索，关索的故事没有传下来，但是在《水浒传》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影子，杨雄的绰号就叫做“病关索”。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来是跟宗法完全不同的观念，宗法绝对不会这样去思考问题。所以游民脱离了宗法制度，它的很多思考就脱离了宗法思想对他的控制，包括儒家思想对他的控制。后来游民在组织化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儒家的观念，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从总体来说游民是脱离了儒家宗法文化的。当时宗法文化是文化的主体，脱离了这个文化就等于没有文化，就等于走向野蛮。儒家一些文明的主张如“仁爱”“忠恕”“温良恭俭让”等等，实际上是被游民抛弃的。如《水浒传》“以杀人为好汉”，以能打能杀为乐事。这是儒家很忌讳的。《水浒传》中强调杀人和报仇，强调帮派，以梁山为中心，也与儒家强调的“君子不党”大相径庭。还有梁山好汉对金钱的追逐，大家可能对这一点印象不会太深。但你看细一点，像鲁智深这样的好汉，桃花山寨主对他热情招待，他对两个寨主不满，但跑出来时把还金银酒器砸扁了拿走了。梁山每打破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金银财宝都拿走。这些都是跟传统儒家思想意识有很大差别的。所以说游民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摆脱了儒家文化对它的控制，已经走向了野蛮。
这些我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讲过。
主持人：您能不能对游民文化的载体举一个例子？
王学泰：游民形成群体在宋代，宋代恰恰又是通俗文化产生和发达的时期，跟着就是元代、明代。中国的通俗戏曲、通俗小说都在这三个朝代得到充分的发展，清代就有一点总结的意思了。像《水浒传》、《三国演义》，当然我们看到的都已经经过明代文人的整理了，其原始故事最初应该是江湖艺人传播开来的。《三国演义》之前的《三国志平话》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还可以看到《三国演义》形成之前，有很多三国戏传世，有些戏曲不是文人创造的，而是演戏的艺人创作的。比如元杂剧中《刘关张桃园结义》，一看就知道不是文人撰写的。其观念与文人大异其趣。
另外，元代现在还流传着水浒戏，这些传世的“水浒戏”中的故事、思想倾向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水浒传》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些戏更多反映了游民的观念。
从“造反有理”到“替天行道”，“小说教”远甚释儒道
主持人：我们如果把您所说的游民文化做一点限制，创造这种文化的人就是游民，他脱离了士农工商的任何一个阶层。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求温饱，求生存。我们就把这个文化定义为江湖艺人创造的小说、戏曲、通俗文化小传统。那么李慎之的提法好像就认为中国大小传统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也注意到您这本书中强调的，虽然强调了小传统的重要性，你也以关公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地位变迁也分析了小传统的变化。英国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有本《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他就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流浪艺人、游民所创造的文化）并非割裂的两种文化，对他而言，精英文化反而是小传统，大众文化反而是大传统。而且两种文化存在很复杂的权利博弈，当统治精英一旦发现大众文化存在对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和危险性时，精英们就会着手对大众文化加以压制和改造。在这样的权力博弈下，影响后世的大众或游民文化传统是不断被上层精英文化传统不断调适改造的。您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