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本人就是游士，用李零先生的话说是“丧家狗”，行动上他为实现他心目中的治国理想、社会秩序周游列国；精神上他“游于艺”。照广义的游民说法，孔子本人即可以归为“游民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历朝历代的知识精英、士大夫的最高理想也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游”的心态和文化似乎并不只是限于游民。您能否解释一下您书中所特指的“游民文化”？
王学泰：宗法社会中“游”的人不只游民，游士、游宦、游学、游商、游侠、游仙都是“游”，但游民跟这些人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游民是没饭吃被迫流动起来的。宗法人本来是个性萎缩的，有宗法的控制与保护。可是突然要自己去挣饭吃了，他们缺少经验与勇气，长期如此就要被淘汰。他们要改变自己，去争取生存，用个带有贬义的词来形容，就是要有点“亡命徒”的意识。用伍子胥的话说就是“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耳”。虽然伍子胥是个“士”，但他家破亲亡，日日被追捕，心态与游民接近。因为有今天没有明天，所以什么都敢干，而且不择手段。游民如果不能用超常的手段夺取属于自己或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存在不下去了。
而像游民之外的那些“游”，从游民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奢侈品。他本来可以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着，为什么要游呢？因为他有政治理想，而且也想实现这个政治理想，所以要游宦，取得国君信任，做大官，实现理想，如孔子一样。这是吃饱饭之后才会产生的意识。一个人天天挨饿的时候，个别人——像颜回即使饿着也想着“道”，但他毕竟也和游民不一样，他还有自己的郭田。春秋以前的时代贵族是住在城里的，虽然城里也有田地，但是更多的田地是离城郭很近的。因为有田，颜回毕竟有饭吃，一箪食一瓢饮。那些要求生活奢侈的人可能不堪其忧，但颜回追求生活简单化，心态是愉快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游民文化有很多的交错，比如说可能跟游商文化不一样，但是游民群体中也包括了游商、游士。
王学泰：是的。游商虽然不像游士、游学、游侠那样是当事者的主动选择。但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目的是维持生活与发财致富。他们一般不会成为反社会力量。但也有例外，比如《水浒传》里面写到郭盛和吕方，两个开始都是买卖人，最后赔了本，然后变成了占山为王的寨主。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这些游动起来的人们，的确比安居家乡的宗法人有更多的风险。“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那时交通不发达，信息交流缓慢或不畅，都给游子带来物质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苦闷。在外的游子要托人带封家信，往往都要在信封上写下“游子在外，无不思家，家报代递，感德无涯”或“平安家报，以慰游子，倘蒙递到，感德无已”。从中可见流动与身处异乡的艰难，与现代的旅游大异其趣。游商能够生存，挣下些产业，老能归乡，已属大幸，能够发达、发财者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游商、游士有可能变成游民，但是在没变之前还是不属于游民的范畴。比如说游士当初想求官，最后造反了，像黄巢就是这样的，出现这样的人不奇怪，但这类人在游士中也是极少数。
对于游民来说是有饭吃没饭吃的问题，今天过去，明天是否还能活的问题。因此游民的心态就跟其他的游士、游侠、游宦、游商绝对不同的，游仙那更是一种奢侈品了。游民的求生存是他们的第一心态。社会处在常规形态时，即使能够苟活，但决不可能发展。因此游民想要得到大的改变，则寄希望于社会的大变动。说明确点就是希望社会有动乱。正像胡传魁所唱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水浒传》开始也写了一个放走妖魔的故事，这些妖魔正是社会动乱的制造者或参与者。放走妖魔的神话就是把动乱合理化，这是游民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