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实施民主，把一群流氓坏蛋选了上来，人民就要遭殃。在讲德治的人们看来，用“法律”统治，人人都懂得“法”了，则限制了统治者道德的发扬，再说法律那么烦琐谁记得住，用法治实际上给了律师讼棍金饭碗。古代说的“法”（是惩治人民，使之不敢违法的手段），还不是现代社会的法（现代法律是界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的，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还受到儒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只要统治者道德高尚，民众的品德也会水涨船高，那么整个社会就安定了。然而，所有的政治实践都说明，道德是自律，是不可靠的，没有制度化的约束，对“好统治者”的期待，不仅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往往落空。最近小国不丹由国王主持的民主化，国王也向人民讲述了这个道理。法律是强制人们遵守的，道德是要靠宗教、哲学和与之相关的修养来实现的。道德要靠舆论监督，它在熟人社会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至于陌生社会是要靠法律协调的。
法律只能解决人们犯不犯法的问题，法律公开，以及执行法律的过程中透明公正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但是社会的和谐的根本还在于经济的发展，人们吃穿不愁，贫富差距不大，在物质保障的基础上，人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精神和心灵生活，从而激发人的善性，这样，社会才会和谐起来。实现民主制度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为和谐是建筑在差别、多元基础上的，而民主是承认多元的，而威权和极权都是从里到外强制一统的。
谈到历史经验，我认为有两条是特别应予注意的。一是社会善恶都是由人性的善恶引申出来的，如果承认作为人类总体的人性是不可能彻底改变的，那么我们就不要期待有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出现，也不会有永久覆盖全人类的丑恶。儒家在社会追求上是聪明的，他们视大同社会为理想社会，但大同只是批评社会弊病的标尺，不把它当做实现理想的蓝图，历代儒者亦只以小康为追求目标，只有康有为那样的妄人，才张扬要在人间实现大同。他的追求幸亏没有实现，要实现了就是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其二是中庸。这是孔子再三强调而中国人又很难做到的。因为小生产眼光和心胸、知识水准低下都容易造成狭隘和极端，历来给国家人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极端主义。而且不管左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把全社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15.另外，我还注意到您的文论、随笔集《发现另一个中国》，您提出中国历史“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的论断，比如有权者的“草菅人命”，无权者的“杀无赦”。您不妨对这个残酷的传统稍作演绎，作为对游民文化的某种背书。
上古，人类只承认自己和自己亲属是人，对于战后的俘虏、奴隶等是不承认他们人的地位的。从殷墟大量的殉葬便可得见，直到墨子还说“杀盗人非杀人也”。只是到了孔子才把同类意识告诉民众。所谓“仁”的精义也就在于认识到自己是人，他人也是人。然而“孔子西行不到秦”，秦统一中国实行的是“与民为敌”的法家路线。民众在法家眼中只是耕种和打仗的活工具，除此，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每个人在法家政治家的心目中都是需要提防的坏蛋，不提防就会制造混乱，夺取君主的位置。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本质仍是外儒内法，儒家只是个好看的招牌罢了。其实不管尊奉什么学说，只要实行专制统治，就必然是敌视人、蔑视人的。皇权专制确立了，不管有多么好听的名目与制度（例如死刑要三审，最后由皇帝勾名、秋后问斩等）都不能掩盖制度本身对于生命的漠视。在后来形成的游民文化中，对于他人生命漠视，对于自己生命的贱视达到极端。生命对于他们就是苦难，可留恋处甚少，在这种状态下形成了他们“活着干，死了算”的生命观。希望通过这次地震巨大的灾难，人们能够有所反思，重视和爱护生命。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
此篇发表于笑蜀、蒋兆勇主编的《公民社会评论》第1辑，发表时题目为《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为有根——王学泰访谈录》。杨子云女士是该刊特约记者，于2009年3月到舍下采访。
流民狂潮使中国文化短命
记者：您是研究流民问题的专家，我注意到您对流民和游民有不同的定义，根据您的理解，什么是游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和游民又是什么关系？他们产生的共同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王学泰：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取得生活资料的人，都可视为游民。他重要的特点在于“游”。他处在社会最底层，只在动**时代才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他不理会秩序，反而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而我说的流民，是指离开故土，但可能没有脱离社会正常秩序的人。比如，大规模的天灾人祸都会导致大批农民脱离自己的土地，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甚至数十万，在有领导能力的“渠魁”“渠帅”的带领下就食于富庶地区，许多人是整个家族和宗族做大规模的迁移，家族的宗法秩序没有被破坏，只不过是举族或全家换了一个地方罢了。这样的流民就不同于完全脱序了的游民。但流民没有被安置好就极可能变成游民，他们脱离了“流”，进入了城市，成了混迹社会底层、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游民；或者闯**江湖、冲州撞府过着漂泊不定的游民生活。
记者：可见，在您的概念中，流民和游民是紧密相关的，他们之间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关系。
王学泰：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个前提，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组织方式是宗法社会，从经济、经营角度来说是小农社会，人一生基本上就像一棵树似的长在某地，一动不动地生活在他的家族、宗族之中。中国的统治者，最希望老百姓不动，这样他才有安全感。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个静态的社会，专制统治适于统治管理这样的社会。古代的中国除了是小农社会外，其社会自发的基层组织又是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的网络中，统治者依靠强大的宗法网络，把每个人都编织进去。这个网络就是秦晖所说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自己的成员是既保护又控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
记者：宗法统治似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治乱之间，似乎往往还能休养生息个百来年，这是什么原因？中国历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轻易不乱，一乱就山河变色。而在这些山河变色的大乱中，造反的主力都是流民。朱元璋的军队、李自成的军队，都以流民为主。
王学泰：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社会和宗法社会是同构的，每一个家族都是一个小国。所以说一个好的皇权专制社会，它就比较不太管社会上的事，是让你自己自治，宗法自治。在中国古代，一个好的王朝能维持二三百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它统治成本很低，它不必对农民过度剥夺。但这种稳定是静态的稳定，是以人口不发展、没有天灾人祸为基础的，但我们的历史总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这些动乱的作用是什么呢？说起来很残酷，就是消灭人口。通过战乱屠戮人口，每次战乱都把人口降到一半。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了，人口比较少了，每个人都能有一小块土地了，重新建立小农制度，还有在小农制度上的宗法体系，这个社会也就基本稳定了。社会随着人口的发展，过200年以后又开始这样的治乱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