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是分不开的。1978年邓小平实施改革以来，农民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包产到户。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它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激增。此时，社会也面临着由小农生产向工商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市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这会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市改革的过程也基本如此，在转型的过程中，旧体制下的许多企业垮台了。企业重组过程中，大量闲散人员出现了。
但目前存在诸多问题，在这个进程中，入城农民单方面付出过多的代价。
底层人的愤恨是火药库
南都周刊：在你的书中，你分析了游民产生的原因。那么如果说现在也出现了所谓的游民，这些游民们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王学泰：由于经历坎坷和地位卑下，游民往往会有反主流的心态。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只有乱，才有机会改变他们的命运。游民要自己闯天下，因此就较宗法人多了一份主动进击的精神。这是带有明显的暴力特征的。因为游民缺少甚至没有生存的资源，所以他们热衷组织，如桃园三结义之类，这就衍生了游民的帮派性。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们往往也要摆脱宗法文明，这个文明是当时最高的文明，摆脱了它不免要回归野蛮。
现代入城农民本来应与过去的游民有根本的不同，但如果处理方法缺少现代性，又不能善待他们，使之看不到改革的前景，他们与古代游民相同的一面就会发生作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其中许多人还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就个人来说，他们是弱势群体，但他们人数众多，处理不好，这会成为一股盲目的力量。
南都周刊：你说的游民有“主动进击的精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青岛一个叫王明殿的人，连续多年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100余万元，其事迹被报道后却遭138人上门索捐，不给钱就叫骂威胁，还打恐吓电话。这其实就是你说的“主动进击”的一个体现。
王学泰：有时真是好人难做。做慈善固然是人性中善的表现，但一定要有制度和法律的规范。缺少规范，好心不得好报的现象很难杜绝。从另一方面说，受惠者的作为恰恰反映了在近几十年所谓“阶级与阶级斗争”教育下暴民加无赖的心态。这也有待法律的约束，不是只要一“穷”就事事有理了，“光脚不怕穿鞋的”这是游民的思想逻辑。
我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一些影视剧，都把上层社会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些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穷侈极奢，让小资垂涎三尺，让底层人士愤恨万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阴影是潜在的，平时很难有迹象显现，但它是一个火药库，如有导火索就很危险。社会必须懂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莫让游民文化打乱改革进程
南都周刊：周立太事件你听说过吗？他为农民工打官司，却没有获得该获得的律师费，然后他又大骂农民工赖账。你怎么看这种情况？是不是社会的不公使得民工不怎么注意自己的道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