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只有政府是有组织力量，民众是一盘散沙。这对政府，对整个国家都很危险。政府在哪个环节一出问题，就很可能导致社会紊乱。民间社会是整个国家的底盘，这个底盘越大越重，国家越稳定。这正像高级红旗轿车，它的底盘很重，但开起来很稳，即使有些沟沟坎坎，也不会感到巨大的颠簸。所以我说你想社会安全，社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让国家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不能搞“社会主义国家没社会”的荒唐事情。
最后我还要强调，流民和游民问题的出路是逐渐实现公民社会、法制社会。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要想使这些民工，使这些离乡人口不至于变成流民，很重要的就是建立保障之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但作为聪明的、有智慧的社会管理者，尽管当前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也应该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现在的生存和发展，更不会漠视未来。因此，“三保”——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是整个社会的安定剂。把这些建立起来了，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有根的，都是安全的，他对未来就不必心怀恐惧的，不会产生“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冒险想法。这是拴住人心的最根本的一条纽带，这方面国家要舍得花钱，不要把钱都攥在国家手上都攥出粉来了。只要把钱都用到老百姓的保障制度上，这些配套好了以后，我们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动态稳定的社会，人心稳了，才说得上共克时艰。
底层人的愤恨是火药库
此篇也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出版后，答《南都周刊》记者问，发于2007年10月2 日《南都周刊》。
编者按：王学泰先生对“游民社会”的研究，与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研究，是“发现另一中国”的两把钥匙。近日，因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订再版，人们对“游民”的思考与讨论再次升温。
尽管王提出的“游民”只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而言，他也不愿意将当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称为游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至今，一个脱离了原有秩序的庇护、游**于城镇之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反主流意识的、由进城民工与城市闲散人员组成的新游民阶层，在今天已见雏形。
这段时间有两个事件引起了极大关注，一是深圳某执法队放火烧掉外来民工窝棚，一是律师周立太为民工讨薪反遭民工赖账。如果说前一事件反映了民工不受现有秩序保护的权利困境，后一事件则折射了民工某些为人诟病的意识形态。而这两点，恰恰就是王学泰定义下的游民两大特征。
当下这一与旧时游民高度相似的城市边缘群体，他们因何产生、症结何在、社会当如何待之？对于这些问题，王学泰先生对古代游民社会的研究，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呢？
用游民称呼农民工要“审慎”
南都周刊：你写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近期再版，在这本书里你对游民、游民文化又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最近不少人提出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现代社会中也逐步开始产生你所谓的“游民”，你怎么看待？
王学泰：其实我不愿意称入城农民叫游民。我的研究局限在古代到近代，我所说的游民产生的前提是宗法社会，小农社会。当宗法社会和小农社会出现问题时(例如宗法家族人口的增长超过其所寄居土地容纳量)，一些宗法人就脱离宗法的控制和保护，离开生活的地方，进入城市，称作游民。过去的游民是盲目地进入城市，今天在这里，明天也许就到另一个地方了。前途渺茫，为了生存而奋斗。
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经历和心态，不同的是社会背景。
确切地说，我们现在需要“审慎”地用“游民”这个词来归纳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农民工，或者城市无业人群，因为背景不同了。简单地说就是，现在不是没有个体的游民存在，但跟过去的那种有组织性的游民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游民意识在现在也有一些传承，但也不是很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