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因为流民的大量存在会直接威胁到专制王朝的安全，所以处置流民是历朝历代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特别昏庸的皇帝才敢漠视流民的存在。朝廷对待流民，首先是招抚，给流民以土地，让他们耕种。有时还要相应地资助他们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让他们安居下来。朝廷对于能够招抚流民的官员予以奖励，并且以招抚流民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根据。那些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也会因为自己辖区的农民大量流亡而感到愧疚。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动乱，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但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似乎一直很稳固。现在随着经济危机加剧，流民问题已然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以您对历史的研究，可否为当下的流民问题开个药方？
王学泰：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模仿的是宗法网络的社会控制办法。但它比宗法制度更不合理，为什么呢？宗法它有一点自然理性，是从血缘出发的。而阶级斗争时代发明了人造血缘的方法，叫做“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兄弟亲”，这全都是模仿宗法制度，所以我说它是人造宗法。
这种人造宗法制度，辅以细密的行政控制，与历史上行政与宗法的双重控制是一致的，正常生活的人们基本上不流动，终身都待在一个地方。我是山西人，我们老家有的老年人一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他终生行动的范围就在数十里之内。困难时期，饥民逃荒要饭都不准许，除非开路条，这是在古代社会控制最严密时期——朱元璋当政时都没有的事。
这种组织形式的成功之处，在于保证了社会的超强稳定。但它显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加上各种运动不断，导致1976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搞经济改革，主要办法就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农业的集体化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是“承包制”，而工商社会发展必然要吸引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到城市的大产业中来，到服务业和工商业中来，这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工商社会的发展，自然要求与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特点是静态的、强控制类型的，而现代经济发展则是极富流动性的，再单纯使用强控制的办法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关注社会的自生和自治。
另外，静态社会从社会学角度看就是熟人社会，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就是处在熟人社会问题的“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熟人，解决熟人中的问题，道德伦理起了决定作用，那时的“法”只是补道德之不足的。而动态社会，大多情况下是陌生社会，这个社会的问题大多要靠法律来调节，因此建立法制社会是当务之急。法制社会的基础则是个人的公民意识、公民自觉。不言自明，公民普遍出现要仰赖于公民社会的实现。
游民在社会中是没有根的，没有保证的，时刻感到前途渺茫，一有社会动乱，极易成为参与者。要关注这些人现实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未来的养老问题，应该逐渐地建立社保制度、医保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让这些无根的人变成有根的人。过去有根是很具体的，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单位或者地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也是建立社会管理体系。
改革管理体系的同时，尤其要开放民间组织。我在一次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买了房子，但我们都支配不了只应该为我们服务的物业，为什么？因为物业他是有组织的，而我们业主是无组织的，无组织的力量永远无法与有组织的力量对等。只有组成业主委员会才能跟物业谈判，对他提出要求，让物业更好地为业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