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实质上也就二百年文化，因为经过二百年之后，基本上都重来一遍。这种不定期的战乱，定期的淘汰人口，这种淘汰，往往是淘汰精英。为什么是淘汰精英？因为越是战乱，越依赖简单的生活能力，简单生活能力越强的（如四肢发达，又有糊口技艺），越能生存下来。那个特别善于思考的人，他就可能不适应战乱。而且每一次战乱，都是底层的流民、游民被动员起来，参与屠戮。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枪杆子里面出不了文明
记者：流民和游民具有哪些典型的心理特征？这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学泰：他们无家无业，一无所有，被抛在统治者精心编织的网络之处，统治者的严密与残酷的控制手段往往对他们无可奈何。他们要生存，就要有意无意地破坏现有秩序，甚至触犯王法。他们的心态跟其他的游士、游侠、游宦、游商是绝对不同的，游仙那更是一种奢侈品了。他们不可能那么从容，应该说有一种亡命徒心态，首要问题是吃饭问题，抢不到吃的就要饿死，所以他们只有抢，暴力争夺是他们的第一心态，求生存的心态。
记者：游民意识的核心就是“暴力崇拜”，所以中国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暴力崇拜，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心态呢？
王学泰：“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说法就是“马上得之”的现代版。当年，陆贾对刘邦讲《诗》《书》，刘邦傲慢地回答他“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骑马打天下，要什么诗书）”。暴力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最终文明是需要劳动去建立（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几千年来，枪杆子能干的事多了，能抢银行，能杀人，能抢东西，对不对？但是枪杆子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把反动的都给打倒了，并不等于社会自动进步了。因为有可能造成新的反动，而且新的反动可能比旧的反动因为其“新”，一时看来还比“旧”的更有生命力。
所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制造文明，制造文明需要继承、劳动、发明、创造。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
记者：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返乡，是否会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
王学泰：农民离开乡土在城里打了这么多年工，回去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了，他不完全是原来的农民了，他对城市有了一种了解，对城市有了一种思念，他就跟原来的没有外出过的农民不太一样。
这有些类似于曾国藩的湘军。本来湘军招募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是在外头打了一圈仗，仗打完之后再解散湘军，那他就不是以前的老实农民了，为什么近代湖南的秘密会社的“山、堂、香、水”那么多？这与太平天国之后湘军解散，见过世面的湘军回到家乡，再也还原不成原来的“老实农民”有关。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和由此演变而来的身份关系，政府为城市人提供了农村人所没有的方便与待遇，因此城乡人互有偏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进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对城市抱有偏激的情绪，确实城市人对他们也不够好，城市把他们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20岁到40岁）给压榨走了，然后到他们老了，被抛回农村去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全都没有。这公正吗？对于农民工没有妥当的安置，也涉及城市的安全问题，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旦社会动乱，你安一百个防盗门也没用。
记者：历史上的统治者如何对待流民问题？如何解决流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