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能体现周恩来包容精神的还是他处理党内的高层关系。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又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历程，党内高层人员文化背景复杂，有工人、中小知识分子、教授学者、留洋人员、旧军人，出身不同、性格各异。半个多世纪以来能将这样一个党团结在一起，一靠毛泽东思想，二靠周恩来的人格，实际上也可称之为周恩来思想，只不过历史上没有这么叫，但它实际存在着。特别是建国后毛屡犯错误，更靠周来补台。从陈独秀始，经过瞿、李、向、博、张直到毛泽东，周是唯一与六任书记全部合作过的人，又是唯一与毛合作始终的人。靠什么，靠坦诚、谦虚、忍让、包容。“宰相肚里能撑船”，无论建国前后，无论在党在政，无论在哪一朝书记任内，周都是处在“相位”，不是一把手胜是一把手，关系全局。长征中周说服博古请毛出来工作，又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保住红军和党不分裂。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组成昆仑纵队被敌包围，任弼时是司令，周是政委，毛要向西，任要向东。任说我是司令听我的，毛说我是主席先撤了你这个司令，吵得不可开交。周协调，先北再西，化解了危机。解放后因经济思想产生分岐，毛很任性，甚至威胁要重上井冈山，周主动让步，逢会就检讨并愿意辞职，又避免了一次分裂。“文革”中周更是碍着毛的面子，受尽林彪和江青的气，但仍出来独撑危局。对外，他勇于承担责任，一次次地出面作红卫兵及各派的工作。周还亲自出面请被冲击、迫害的外国专家、家属吃饭，并赔礼道歉。一知名人士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周恩来，我们实在没法原谅共产党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讲过：“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一部党史很有意思，毛泽东用了周恩来的才干；周恩来包容了毛泽东的缺陷。党史上周是领导过毛的，当他认识到毛的才能后，遵义会议就请毛出山，以后一直辅佐他。但一有意见不合毛就对周兴师问罪。1956年后他与毛的经济思想不合，1958年毛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等会上多次点名批评周是“促退派”，甚至挖苦奚落，说他离右派只差50米了，直至暗示要他辞职。他违心地检讨，主动辞职，但未通过，国家离不开他，毛也离不开他。“文革”中他与毛继续革命的思想不合，总是明里暗里保护老干部、抓生产、恢复秩序，毛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周公”。在毛与周的关系中，毛是强者，周是弱者，但回头来看周又是强者，他以柔克刚，赢得了人心，“赢得生前身后名”。毛的霸气、江青的骄横，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忍受（邓小平就是不能忍受而被二次打倒），但是周以他非凡的肚量和才能应付过来子。这种胜利不是政治派别的胜利，是人心深处真、善、美的胜利，是人格完善的胜利。他一袭斗蓬收裹了时代的风雨，静静地驾驭着共和国这条大船。
包容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清澈见底，容纳万物，它使仇者和，错者悔，嗔者平，忌者静，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熟悉的名著，以权术计谋闻名，有谚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可就是在这样一部计谋书中人性的诚实、坦白、宽容亦然在隐隐地流动。其开篇第一回就是桃园三结义，中间诸葛亮鞠躬尽瘁更是一条红线。而在最后一回，全书73万字，叙述了绵延六十年的血腥仇杀、阴谋算计之后，作者平静地地讲述了晋、吴边境敌我主帅相互释疑，真诚为友的故事。两军在边境打猎后各自回营，晋帅羊祜命将对方先射中之猎物送归吴营。吴帅陆抗将私藏之酒回赠羊，部下说怕有毒，羊笑曰勿疑，倾壶而饮。陆卧病，羊赠药，部下说怕非良药，陆曰彼非毒人之人，服之，立愈。陆召集部下说：人家以德，我怎能以暴？边境遂平安无事。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年轻时推崇暴力，但二十七年的坐牢让他悟到必须超越一已一族之仇去追求人性之光，终于实现了民族和解。他出狱时说：“当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他就职总统时请的嘉宾是曾看守过他的三位狱警。这么看来周恩来并不孤独，在历史的星空中他们同属于那些让人们一仰望就灵魂澄净的星辰。
人类历史并不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还是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阶级斗争只是文化史中的一小部分，而无论怎样的历史也逃不出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也应了康德的那句话：有两种东西值得我们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们怀念周恩来，年复一年为他洒下热泪，默默地体悟着他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