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现在官风日下，公权私用，不贪不官，周这种残酷的牺牲精神叫后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人心是肉长的，谁无感恩之心？当年总理去世时我正在外地一城市，从郊外入城忽见广场悬空垂下一黑色条幅上书“悼念人民的好总理”，满城黑纱，万人恸哭。而在北京，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了共和国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人们恨不能宁以我身换总理，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诗道：“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火化之日，火化工为使总理能平静入炉，竟以身试尸，躺在尸**几次进出焚化炉，仔细体会进炉的感觉，调试尸床的速度和节奏。“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人心与人性的共鸣，已成历史的绝响。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到那一步，“亲爱”二字总叫不出口，“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样的句式自周恩来之后人民就很难再说出口。
仁爱是讲人心的主观出发点，是“善根”；牺牲是讲处理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态度，是一种无私的境界；包容则是对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实践检验，是具体行动。当仁爱之心和牺牲精神变成一种宽大包容时自然就感化万物，用兵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施政则无为而治，为人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不肯宽容别人，无法共事；不能包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就不能成大事。包容精神既是政治素质也是人品素养，是普世价值。儒家讲仁，老子讲以德报怨；佛家讲戒嗔、讲放下；西方宗教讲忏悔、讲宽恕。周恩来以惊人的肚量和个人的魅力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团体、多少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去世后普天同悼，连曾经的敌人也唏嘘不已。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一位党外人士说，长期以来，一提起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美国《时代周刊》40年代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任几乎**然无存。”解放初各国工人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工会大会，毛、周等领导人出现时会场喊“毛主席万岁”，一澳洲代表不解，问为何不喊周万岁，到周过来与他握手时就喊“周恩来万岁”，周忙示意不要翻译。这是周的谨慎，但实际上就像人之间有一种暗恋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国内外的人早把周看做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