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酷之处，我把它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家属、部下和身边的人。这和现在的官场上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周深知这一点，他矫枉过正，勿使有一点灰尘，不留下一点把柄。这样，亲属部下也要跟着做出了牺牲，超常规的牺牲。就如我们常说要建一座抗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坝，那九十九年也就跟着作陪了。夫荣妻贵是千百年来官场的铁定律。但是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邓在党内绝对的老资格，1925年入党，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瑞金时期的中央机要局长（相当于秘书长，后因病转由邓小平接任），长征干部，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六位中共参政代表之一。论资格建国初组阁任一个正部长绰绰有余。周提名民主人士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长，知名度不大的李书诚当了农业部长，邓却无缘一职。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周到）啊，邓颖超不安排人不服。”周笑答：“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党内老同志看不过，来说情。周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邓不但不能进内阁，工资还要让。当时正部工资是三级，邓任妇联副主席，资格老，完全够三级。但他们夫妇主动报告降两级，拿五级。批下来后，周说你身体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级，拿六级。国庆10周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本有邓，周审核时划掉。1974年12月周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同意邓任副委员长，可能是考虑到周的性格，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回来传达时却将此事扣下。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抽屉里发现这个“最高指示”。直到1980年华国锋才根据毛生前意见提议增补邓为副委员长。我曾有缘与周的两代后人相熟，他们也都未脱此例而摊上了这种奉献。侄女周秉建文革中带头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数年后应征参军。她很兴奋地穿着军装来看伯父，周说让你去插队就要在那里札根。结果又脱了军装重回牧区，嫁给一个蒙族青年。国家恢复高考，周的侄孙女周晓瑾从外地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这时总理已经去世，侄孙女很兴奋地给邓颖超奶奶打电话，要去看她。邓说不急，先让秘书到学院去查档案，看她是否真是靠成绩入学的。查过无事后才允许见面。周对身边人员的要求亦近苛刻，建国初老秘书何谦定为十二级，周问何，毛的警卫李银桥多少级，答，十三级。但何比李资格老两年，周还是将何降为十三级。周住的西花厅年久失修，特别是地板潮湿，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何主持将房间简单装修了一下。他回来后大怒，这个可怜的秘书被调出西花厅，到最后也没有提拨。如果是现在，正好相反，当时不提也是以后必提。现在官场腐败，有一个词叫“利益集团”，而周的身边却有一个甘为国事牺牲的“牺牲集团”。当然，当年这样严格的不只是周恩来一人，这在中共第一代领袖中很普遍，毛泽东就主动不拿最高的一级工资，否则共产党也不可能得天下。不过周做得更彻底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