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样顽强地坚持，左宗棠在取得西北战事胜利的同时，生态建设也卓有成效。左1866年9月奉调陕甘总督，1867年6月入陕，到1880年12月奉旨离开，在西北干了十多年。他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这片最干旱、贫脊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他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所见，“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对夕阳中的大清帝国来说真是难得的欣慰。要知朝中的主流派原是要放弃这块疆土的啊，左宗棠力挽狂澜，一人带榇出关，又排除种种刁难，自筹军费，自募新兵，不但收回了这片失土，而且在向朝廷奉上时还将她绿化打扮一番。曾经的焦土、荒漠，现在绿风**漾，树城连绵，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呢。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种活树264000多棵。”其中柳湖有1200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40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12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之后至清代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巧合，丝绸之路在宋元后已经衰落，它的重新发现并命名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希霍芬在其新著《中国
——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依据的研究》首次提出，其时左宗棠正埋头在这条古道遗址上修路栽树）；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解放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左宗棠的绿色情节也还远不只是沿路栽树。他不但要三千里路绿一线，还要让万里河山绿一片。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
一是种桑养蚕，引进南方的先进耕作。他自言“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农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他考证，西北历史上即有养蚕，《诗经》采桑之咏，说的就是陕西邠州和甘肃泾州的事。他大声疾呼改变当地保守、懒惰的恶习，要养蚕植棉，不要“坐失美利，甘为冻鬼”。又从浙江引来桑苗并工匠60人，还亲自在酒泉驻地栽了几百株桑示范。蚕桑随之在西北逐渐推广。“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他又严禁烧荒，保护植被，“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仁人君子所宜为？”左宗棠的远景目标是就地取材，靠养羊、纺毛、种桑、种棉，解决西北的穿衣问题。
二是美化城镇，改善环境。虽战事紧张，左每收复或进驻一地，都要对环境美化，倡导文明生活。他驻兰州后开凿了饮和池、挹清池两个市民饮水工程。听说国外有“公园”，左就将总督府的后花园修治整理，定期向社会开放。光绪五年（1879年）他第二次驻节肃州时，捐出俸银200两，将酒泉疏浚成湖，湖心筑三岛，建楼阁，环湖种花树。左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白波万叠，沙鸟水禽飞翔游泳水边，亭子上有层楼，下有扁舟。时闻笛声，悠扬断续。”“近城士女及远近数十里间父老幼稚，挈伴载酒往来堤干，恣其游览，连日络绎。”这在荒凉的西北简直就是仙境下凡，可以想见祖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的惊喜。以至于左怕人们因此忘掉正事，“肆志游冶，或致废业”，不得不将酒泉湖限期开放。左宗棠是在西北建设城市公园的第一人。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