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是个多色彩的人物。刚烈坚强又优柔寡断，雄心勃勃又谦谦君子，欲雄霸天下又留恋家乡，八尺男子却儿女情长。他少不读书，临终之时却填了一首感天动地、流传千古的好歌词，“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杀人如麻，却爱得缠绵，在身陷重围、生死存亡之际还与虞姬弹剑而歌，然后两人先后从容自刎，真堪比现代“刑场上的婚礼”。这种沙场上的王者之爱比起唐明皇杨贵妃宫闱中的糜糜之爱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是一个性情中的人物，艺术境界中的人物，有巨大的悲剧之美，后人不能不爱他。他身上有矛盾、有冲突、有故事；而其形象又壮如山、声如雷、貌如天神，是艺术创作的好原型、民间说唱的好话题。连国粹京剧都专为他设了一个脸谱，而民间以霸王命名的“霸王花”、“霸王鞭”等不知几多。全国北至河北南到台湾“项王祠”、“项王庙”又不知有多少，百姓自觉地封他为神。南迁到福建的王姓奉霸王为自家的保护神，台湾许姓从大陆请去项羽塑像建庙供养，以保佑他们平安、幸福。这就像商人把关羽奉为财神，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信，自觉地信。
但项羽毕竟是曾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于是他又成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看出来，太史公是以热情的笔触，婉惜的心情刻画了这个人物。后人也纷纷从不同角度褒贬他、评点他，抒发自己的感慨。鲁迅说，一部《红楼梦》有的见**，有的见《易》。一个历史人物，就如一部古典名著，能给人以充分的解读空间才够得上是个大人物。唐代诗人杜牧抱怨项羽脸皮太薄，说你怎么就不能再忍一回呢：“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宋代的李清照却推崇他的这种刚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毛泽东则借他来诠释政治：“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项羽是一面历史的多棱镜，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谱，满足人们多方位的思考。而就在这个园子里，在秋风梧桐与黄河古槐的树荫下，我看见几个姑娘对着虞姬的塑像正若有所思，而一个小男孩已经爬到乌骓马的背上，作扬鞭驰骋状。
这个旅游城的设计是以游乐为主，所以强调互动，游人可以上去乘车骑马，可以与雕像拥抱照像，可以投壶射箭，可以登上城楼，出入项羽的卧房、大帐。但是有两个地方不能去，那就是青桐树下和古槐树旁。两棵树周都围了齐腰的栏杆，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再嬉闹的游人到了树下也立即肃穆而立，礼敬有加。他们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于是这两个红色的围栏便成了园子里最显眼的，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秋风乍起，红色的方舟上托着两棵苍翠的古树。
站在项羽城里，我想，我们现在还能知道项羽，甚至还可以开发项羽，第一要感谢司马迁，第二要感谢这两棵青桐和古槐。环顾全城，房是新的，墙是新的，碑廊是新的，人物、车马全是新的。唯有这两棵树是古的，是与项羽关联最紧的原物。是因为有了这两棵树，人们才顺藤摸瓜，慢慢地发掘、整理出其它的物件。1985年在附近出土一个硕大的石马槽，是当年项羽用过的遗物，于是就移来园中，并于槽上栓了一匹高大的乌骓石马。青桐既是项羽埋胞衣之处，桐树后便盖起了数进深的院子，分别是项羽父母房、项羽房、客厅等，院中有项羽练功的石锁，象征力量的八吨重的大铜鼎。项宅的入口处是那块清康熙年立的石碑，而大槐树前则有陈设项羽生平的大殿及广场。一切，皆因这两棵树而再生，而存在。梁实秋说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人们讥笑暴发户是“树小墙新画不古”。你有钱可以盖院子，但却不能再造一棵古树。幸亏有这青桐、古槐为项羽故里存了一脉魂，为我们存了一条汉文化的根。考古学家把地表一两米深、留有人类活动遗存的土壤叫“文化层”，扎根在“文化层”上的古树，其枝枝叶叶间都渗透着文化的汁液。一棵古树就是一种文化的标志。我以为要记录历史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文字，如《史记》；一种是文物，如长城、金字塔，也如这院子里的石马槽；第三种就是古树。林学界认为一百年以上的树为古树，五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是国宝了。因为世间比人的寿命更长，又与人类长相厮守的活着的生命就只有树木了。它可以超出人十倍、二十倍地存活，它的年轮在默默地帮人类记录历史。就算它死去，埋于地下硅化为石为玉，仍然在用C14等各种自然信息，为我们留存着那个时代的风云。
秋风梧桐，黄河古槐，塑造了一个触手可摸的项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