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在他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作品中没有讲过这些道理，更没有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诠释这些道理。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中国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就是因为总在重复“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为总在重复阶级斗争那些老调，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前，就是因为搞“凡是”，总重复毛的语录，党就走向僵化。现在最可怕的是今天重复昨天的，下面重复上面的，这个报告抄那个报告，这个报纸抄那个报纸，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我们看《毛选》，每一篇文章都是何等的鲜活。
3.永不脱离实践：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虽然也是文学，但它不是叙事文、抒情文，更不是诗词歌赋，它是政治，是真理，在文章诸姊妹中是最秉性严肃而作风实在的一个。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矛盾又上升到主要矛盾。两党三十多年打打停停，怨深似海，蒋介石对共产党言必称匪，这时却突然邀毛去谈判，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慨然前往，并达成协议，全党上下疑问不少。他就写了《关于重庆谈判》。他先讲了在重庆的谈判这件事：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