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因为这是具体事务，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后来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总之，这些公文之类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依马草军书，撒豆成兵。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军情、政情所迫；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动手，不要人代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不是秘书水平。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现收入四卷《选集》和五卷《文集》中的共约三百四十八篇。毛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人民的公仆，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四百零八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毛泽东四月七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毛泽东六月四日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真是大声希音，深水不波。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肯亲为公文，却又爱寻词觅句，去做作秀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