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权威。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样就造成不少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现在人口问题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压力。1957年马寅初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控制人口。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对，说人多热气高。康生、陈伯达又兴风作浪，批判马是资产阶级人口论，结果“错批一人，多生数亿”。1959年庐山会议前，党内已有不少反冒进的意见，庐山会议原来也准备纠“左”，会议中间又转成反右倾。连续几年周恩来、陈云的经济思想都遭到批判，在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上，邓小平、邓子恢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也连遭否决。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主席的权威和大家的服从，结果使我党在经济建设、农村政策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实事求是。
以权威而阻止后生新进的例子在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光速不变是相对论的前提，但是当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后，物理学老前辈、曾证明光速不变的迈克尔逊很不理解，他遗憾地说：“我真没想到，我的实验反倒促成了相对论这个怪物的诞生。”（他做那个著名实验时爱因斯坦才8岁）普朗克提出革命性的量子理论，约请十八位大科学家到会讨论，倒有八个像卢瑟福、居里夫人这样的大权威不支持。1869年35岁的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他的老师，化学权威齐宁却教训他：“不要玩魔术。"1884年瑞典25岁的青年学者阿伦纽斯提出电离理论，母校的教授嘲笑他“鼻子伸到了不该去的地方”，甚至国际化学界还形成一个由著名教授组成的反对阵线，为首的就是曾经发现了周期律的门捷列夫，说这是“奇谈怪论”。但电离说还是胜利了，发现者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我曾经忽发奇想，如果把每一个学者，他当初怎样受权威压制，后来又怎样以权威而压制别人，这样排列下去，就是一条如长城城垛式的波浪线。这正象征了事物的波浪式发展。每一个权威在他事业和学业的兴盛时期都给社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历史所记录的大都是他这一瞬间的光环。但是正如人的肌体会衰老一样，不少权威的思想在晚年都变得保守消极，无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权威，一方面又不能绝对迷信权威，不能靠他们鼎盛时期的光环来为我们永远地照亮，更要警惕自己不要自充权威。
权威对正确意见的否定，就像家长对孩子的管制一样，是无所谓对错的。按林彪的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权威以自己的自信和经验来决策，别人以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来服从。这时的标准只是信与不信或忠与不忠。这里面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实际情况的忽略，因此很可能偏离实事求是。正如经验的一半是失误，权威的一半是过去，它在实践面前同样要重新接受一次检验。但正如我们往往错把理论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也常错把权威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在通往实事求是的大路上又人为地树起一个屏障。
九、利益阻力——私心作怪，明知故犯。
马克思讲：“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会是分成各种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会意见不一，有时甚至会很对立。所以同样一件事，一项政策，会有不同反映，所谓众口难调。这也为实事求是带来困难。有两种情况，一是一项政策好，实事求是，但因侵犯了某一阶层某一集团的利益，遇到客观阻力，难以推行。二是某集团明知这件事对，但考虑到自身利益，昧着事实或良心有意不去推行。这时实事求是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它的实现，往往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集团势力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