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总是明确反对道德应该包含与恶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那样，这样的道德观与日本是不相符的。他们还宣称这正好证明日本民族道德的高尚。据他们说，中国人曾不得不制定一种绝对的标准，即“公正、博爱”的“仁”，来衡量所有的人和行动，任何人都能据此发现自己的不足。“对于具有劣根性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道德规范是一种很好的人为的约束手段。”18世纪著名的神道家本居宜长（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曾这样写过，近代佛学大师和近代国家主义的领袖们也这么写过和讲过这个主题。他们说，日本人天生善良，值得信赖，没必要与自己恶的一半作斗争，只需净化心灵，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就行了。即使不小心“脏”了，污垢也极易被除去，人本性中善会再放光芒。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彻底地宣传人人皆可成佛，道德不在佛经之中，而在自己彻悟且洁净的心灵之中。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心灵的发现呢？恶不是天生的。日本人没有《圣经》“诗篇”所宣扬的神学。“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不教授“人类堕落”的理论。“人情”是上天赐予的福分，无论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谴责。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理论会导致纵欲和**的哲学。但正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定为人生最高的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意味着牺牲自己个人的欲望与享受。在他们看来，把追求幸福作为人生目标的思想是令人费解并且不道德的。幸福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的一种消遣，将此作为国家和家庭的判断标准简直不可理喻。人们常常为履行“忠”“孝”“情义”而备受折磨，这完全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实。这会使将来的生活很困难，但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经常准备着随时放弃享受。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而坚强的意志正是日本人最推崇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观念相符合，日本的小说和戏剧很少有“皆大欢喜”的结局。美国观众常常希望看到圆满的结局，希望看到剧中人后来永远幸福，希望好人会有好报。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戏剧的结尾哭泣，那肯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缺陷，或者成了万恶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观众更喜欢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日本的观众则喜欢流着泪看男主角被命运所迫而走向悲剧的结局，美丽的女主角被杀害，这种情节才是晚间节目的**，这才是他们想去剧院看的东西。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人公的苦难为题材的，恋爱中的男女被迫分手；美满结合的夫妇之中有一人为履行义务而自杀；妻子为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献出所有，激励丈夫成为优秀演员，在丈夫成名前夕，为了不影响他的新生活而隐身市井，并无怨无悔地死去。皆大欢喜毫无必要，男女主角的自我牺牲精神能唤起观众的怜惜和同情就可以了。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的惩罚，而只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剧中的主人公不惜任何代价去履行义务，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遵着这一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常常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的全部情节都只有牺牲和苦难。日本的战争影片不会大肆宣扬阅兵式、军乐队以及舰队演习或大炮的自豪雄姿。无论这些电影是取材于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都只会出现这一类的镜头：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和僵持不下的煎熬等等。电影最后也不会出现胜利或者喊着“万岁”去冲锋的镜头，而只会出现这种镜头：夜宿一个泥泞的中国小镇；或者经历过三次战争的祖孙三代分别成了重残、瘸子和瞎子；再或者叙述一个士兵战死以后，其家人在悲悼完丈夫或父亲之后，在失去一家之根本的时候坚强地活下去。英美“游行行列”式激动人心的镜头在日本根本看不到。他们甚至不把负伤军人的康复搬上银幕，甚至也不提及战争的目的。在日本的观众看来，只要银幕上的人物都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在日本反而是在为军国主义作宣传。这些影片的赞助者知道，它们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