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的规则严格地说就是必须报答的规则，它们并不是“十诫”那样的一系列道德性规则。当一个人为“情义”所迫，人们常常会认为他会背离正义。日本人常说：“为了‘情义’我只能放弃正义。”“情义”规则没规定爱邻居就像爱自己，也不要求主动对别人表示宽容。他们说，一个人必须尽“情义”，因为“如果他不那样做，人们会说他无情无义，而他将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人们不得不遵守“情义”正是源于人们的议论。确实，“对社会的‘情义’”在英文中常常被译为“服从公众舆论”。“很无奈，因为这是对社会的‘情义’。”这句话在词典里被翻译成：“世人不会承认任何其他做法。”
我们把“情义世界”里的规矩与美国人偿还贷款的规则进行一番对比，这样更有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的态度。美国人如果接到一封信或是接受了别人的小礼品或是别人适时的劝告，他们不会觉得应该立即对这些善意的行为进行回报，至少不会像偿还银行利息那样急迫。在这种金钱交易中，对没有偿还能力的人的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宣布他破产。但是，日本人视一个人无力报答“情义”为人格破产，而生命中的每次接触都有可能招惹上“情义”。这意味着美国人从不介意那些细小言行会涉及义务，而日本人则要一一谨慎对待；意味着他们要永远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小心翼翼地、诚惶诚恐地行事。
日本人的“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和美国人欠债还钱的观念还有另一点相似之处，偿还“情义”被认为是一种精确地等量偿还。在这方面“情义”完全不像“义务”，“义务”是毫无止境的，无论怎样去偿还都还不完。但是“情义”不是无限度的。在美国人的眼中，如何报答恩情主要是看当时别人在给予时的恩情有多重。但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几乎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架势。每个家庭都有两次把某件东西包起来作为六个月前接受之礼品的回礼，女佣人的家里则会每年都给雇佣她的主人送来礼物，以答谢他的雇佣之恩。日本人最忌讳的是收到的回礼比送出去的礼物贵重得多，这被认为是很无耻的行为。送礼者被说成“用小虾钓大鱼”是很没面子的事。所以“报答情义”时务必考虑周详。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尽可能地详细地把相互之间的往来记录在案，不管这些交换是劳力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的由村长保管有的由组内人员保管有的由家庭或个人保管。参加葬礼时随身带来“奠仪”是一种习惯。亲戚也可能带来用作葬礼旗幡的彩色布匹。邻居都来帮忙，女的去帮厨，男的帮忙挖墓穴和制作棺材。在须惠村，村长有一本专门记录这些事情的册子。这是死者家庭的珍贵记录，因为它显示邻居们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这也是一份排列着在别人家有人死后应该回送礼品的对象的名单。这些是长期的互惠关系。此外，还有一些短期的互惠关系。在任何一个村的葬礼上，和一些宴会一样，来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被款待吃饭，帮忙的人也要带些米让主人做饭，这些米也被村长记录在册。在大部分宴会上，客人也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的一部分。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是插秧、盖房还是一次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被仔细地记录下来以备将来偿还。
日本人的“情义”与美国的“欠债还钱”还有一点儿相似。那就是如果长时间没有报答，就会如同利息那样增长。艾克斯坦博士讲述了一段这方面的经历，他曾与一个日本制造商打过交道，这个制造商曾资助过他去日本旅行以便为他写的野口英世传记收集资料。艾克斯坦博士回美国撰写这本书，最后把手稿寄往日本。可是书稿发了却既没回执又没回信。理所当然地，他担心这部书里的东西有可能冒犯了那个日本人。发了好多信依然如泥牛入海。几年过后那位制造商打电话给博士，他已到了美国。不久以后他就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拜访艾克斯坦博士。这真是一份大礼。正因为拖延得太久了，送贵重的礼物才显得合适。这个日本人对艾克斯坦博士说：“您一定认为没有马上向您致谢是做了件好事吧。”
“迫于情义”的人往往被迫偿还与日俱增的人情债。一个人可能向一个小商人请求帮助，因为这个小商人曾是他的叔叔的学生。小商人在年轻时代无法报答老师的“情义”，所以“情义”连本带利与日俱增，最后小商人面对老师的侄子，虽不愿意但也毫无选择地答应帮忙，以此来报答老师当年的“情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