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天生神力的“浪人”（没有主君，自力更生的武士）弁庆的故事，他是12世纪的豪杰。弁庆除了天生神力之外别无所长，他栖身寺庙时把和尚们都吓坏了。他杀死过往的武士，夺取他们的刀，筹备行装并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体面的武士。最后他向一个貌似武艺平庸的年轻领主挑战，结果发现对手是个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劲敌。这个青年正是企图使其家族重掌幕府大权的源氏后裔——日本人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奉献了由衷的“情义”，并为他立下无数赫赫战功。可是，最后他们不得不在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落荒而逃。他们乔装成为修建寺院而全国化缘的和尚。为防露出马脚，弁庆化妆成领队，而义经则穿着同样的衣服化妆成众人中的一员。他们在路上碰上了拦截他们的敌人警戒部队，弁庆伪造了一份长长的寺庙“施舍人”名单，并装作宣读这份名单的样子几乎成功蒙混过关。但是，在最后的瞬间，尽管衣着卑微，但是义经还是无法掩饰其贵族气质。守卫们把这行人叫了回来。弁庆急中生智，他借故辱骂义经，还打了他几记耳光，以此消除敌人对义经的怀疑。敌人相信了：因为如果这个和尚真是义经的话，他的手下绝无对他动手的可能。这是违背“情义”的难以置信的行为。弁庆的失敬行为拯救了这一小队人的生命。这一行人脱险之后，弁庆就跪在义经脚下，请求赐死。他的主君仁慈地宽恕了他。
这些古老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情义”发自内心并没有被厌恶玷污的时代。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遥远的“黄金时代”更像是白日梦。这些故事告诉日本人，当时尽“情义”没有一点儿“勉强”的地方。倘若“情义”与“忠”发生冲突，人们能够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在封建制度的面纱下是一种人人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讲情义”意味着终生对主君尽忠，而主君也能以诚相待。“报答情义”意味着为报答主君的照料，献出生命也毫不吝惜。
当然，这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许多“忠诚”的武士在战斗中被敌方大名收买。更为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主君加在其家臣身上的任何污辱都会理所当然地、习惯性地使这个家臣弃职而去，甚至卖主投敌。日本人赞美以死尽忠，同样也喜欢赞美报复的主题。而这两者都是“情义”，忠诚是对一个人的主君的“情义”，对一次侮辱的报复是对一个人的名誉的“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现在人们所说的“报答情义”已经不再指的是对自己合法君主的无限忠诚，而是说要履行对各种各样的人的义务，对各种类型的人履行各种责任。今天人们谈到“情义”常常流露不满之情，会说舆论压力迫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情义”。他们说：“定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情义’”；“迫于‘情义’，我才不得不录用那个人”；“为了‘情义’我必须见他一次”。他们常说“‘情义’缠身”，这个短语在词典中被译成“被迫如此”。他们说：“他用‘情义’强迫我如此。”“他用‘情义’迫使我这么做。”上述的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习惯用语都是说，某些人凭借过往施舍的恩情来迫使别人做他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农村里，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财阀的上层社会里，在日本的内阁里，人们都会“被情义所强迫”和“被情义所迫使”。一个求婚者可能会倚仗两家之间的某种深厚关系来强求某人成为自己的岳父；还有的人会用同样的手段得到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觉得自己不得不答应。他说：“如果我不帮助恩人，就会被人骂为忘恩负义。”所有这些用法都含有“不愿意”的意思，还包含着“只是碍于情面”而顺从的意思，就像日本词典中所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