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上门女婿”也就是“倒插门”的情况，我们会对日本人这种由婚姻衍生的“情义关系”产生新的看法。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女儿，父母为了香火的延续，就会为其中一个招婿入赘。做上门女婿的人，其姓名要从户籍上除去，而改姓他岳父的姓。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在“情义上”听从岳父母指挥，死后被葬在他们的墓地里。这些做法和一般妇女出嫁几乎一模一样。招赘的原因未必仅仅是家无男嗣，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双方利益而进行的交易，即所谓的“政治婚姻”。女家可能贫穷但门第高贵，男方可能会带来现款，并以此换来等级地位的提高；或者女家可能是富裕的，能够为女婿提供教育费，女婿为报答这种恩惠而离开了他自己的家庭；还有时是女婿可能是女方父亲未来生意上的合作者，为了保险，就将女婿赘入女方家庭了。无论何种情况，入赘女婿的“情义”都是特别沉重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日本把一个男人的名字转到另一个家庭的户籍上去的做法是极为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为了证明他是新家庭中的一员，在战争中即使以杀死亲生父亲为代价，他也要为岳父殊死战斗而在所不惜。在近代日本的“政治婚姻”中，女方会用“情义”这种沉重的制约力，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把这个年轻男子与其岳父的事业或家庭的命运拴在一起。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是互惠互利的事。但是日本社会还是对入赘极为反感，日本有句俗话说：“家有三旦米，绝不招女婿。”日本人说这种厌恶是“因为‘情义’”。而不是如美国人所说的“真是给男人丢脸”。总之，“情义”是够苛刻的和够让人“不愿意”的，所以“情义”在日本人看来是人际关系中难以承受的重负。
不仅婚姻使人背上“情义”的责任，甚至对叔父、伯父、姑父、舅父、姨父和婶母、伯母、姑母、姨母以及侄子、外甥、侄女、甥女也该背负同样的责任。日本并不把这种比较亲近的亲戚之间的责任列入“孝道”之中，这一点无疑是中日家庭关系之间的重大差异之一。在中国，这些以及不如这些的远亲都能共享家庭资源，而在日本，这类亲属只有“情义”关系，他们之间只有“契约”。日本人指出，日本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当有人向这些近亲寻求帮助时，这些近亲们绝不会出于个人感情而施以援手，他们的帮助主要是为了向共同祖先报恩。当然，抚养自己的孩子是不得不做的“义务”，但是抚养亲戚的孩子却只是“情义”，当这种“情义”与“义务”一样不得不做时，人们就会说，“我陷身于情义”。
相比于姻亲关系的“情义”，日本人更能接受的是其他更传统的“情义”关系，比如武士与君主以及武士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崇高的人对他的君主以及同伴的忠诚的一种体现。这种“情义”的责任被大量文学作品所赞颂，并将之视为与其他武士的美德一样的美德。在德川家族统一日本之前，这甚至被视为比武士对将军的“忠”这一美德还要崇高的美德。12世纪，当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交出他所窝藏的一个敌对领主时，这个大名对将军这种责难“情义”的做法愤愤不平，于是他在回信中写到：对于公事，我无能为力，但追求崇高的武士都讲“情义”。即使因此被认为不忠，我也要“将情义进行到底”。最后，他拒绝“对所尊敬者不讲情义”。这封信被保留至今。这种备受崇拜的武士美德在日本的历史故事中比比皆是，并且加工润色之后被编成能乐、歌舞伎剧和神乐舞蹈而使之家喻户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