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日本人简直是礼仪的模范。正是这种礼仪的限制，可以使他们减少一些必须洗刷污名的理由。他们依然会把别人的侮辱转化为自己成功的动力，但是他们还是要尽量减少这种侮辱事件的发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日本利用了这种侮辱的作用，才使他在远东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在最近十年对英美的战争政策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西方人就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性和强烈的报复心理所作的评论与其说适用于日本，还不如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动辄使用侮辱手段的部落，日本人在这次战败后所作出的行为令很多西方人的预言显得很离谱，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谈到名誉的“情义”时，还有种种特殊的限制。
美国人不能低估日本人对受到的诽谤的敏感，无论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多么讲礼貌的民族。美国人经常随便评论别人，他们看来这不过游戏而已。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对那些随意的批评斤斤计较。日本家牧野芳雄用英文撰写并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自传，在里面他生动地描写了他对所谓“嘲笑”所作出的正宗的日本式反应。当他撰写此书时，他已在美国和欧洲居住了很久，但他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仍是那样强烈，就像他依然住在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一样。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地主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家庭充满欢乐，而他正是在备受宠爱的条件下长大的。他的童年步入尾声时，他的母亲亡故了，随后，父亲也破产了。为偿还债务，他们卖光了全部财产，家道从此衰落。牧野有个学习英语的愿望，但他没有钱来实现。为学习英语，他寄身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当看门人。直到十八岁时，除了乡镇周围他基本没去过其他地方，但他决心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我最信任的传教士。我向他说出了自己想去美国的心愿，我希望他也许能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他大叫：‘什么，就你也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妻子也在屋子里，他们两人一同嘲笑我！在这瞬间，我觉得似乎头上的血都流到了脚底！我在原地默默地站了几秒，然后连‘再见’都不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我对自己说，‘一切到此为止。’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在此写出当时的理由。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不真诚，而嘲笑就是最不真诚的！
“我经常原谅那些发怒的人，因为发怒是人类的本性。对我说谎的人，我一般也能谅解，因为人的本质是十分软弱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坚定地面对困难，不说真话也可以理解。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谅解，因为人们很难明辨是非，难免不深陷其中。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谅解。唯独对嘲笑，毫无原谅的余地。这是因为只有故意的不真诚，才会去嘲笑一个无辜的人。请让我给这两个词作出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
“灵魂与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实际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是想杀害我的灵魂与心灵，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呼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第二天早晨，他整理东西，背起行囊，离开了传教士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