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把这种包含于对名誉的“情义”之中的种种非侵略性品德考虑在内的时候，才能理解日本的对名誉的“情义”的全部含义。复仇仅仅是特定情况下的手段之一。“情义”还包括许多稳重与克制的行动。对一个自重的日本人来说，禁欲主义即自我约束也是对名誉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在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在灾难来袭时必须不动如山。当洪水冲来淹没日本人的村庄时，每个有自尊心的人就各自收集起必需品，跑到高处，不乱喊乱跑，不张皇失措。当秋分前后的风雨变成狂风暴雨时，日本人也同样能自我控制。这样的行为是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力不从心。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并不要求自我控制。在日本身份越高，自我约束越高。因此，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高于对平民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是各个阶级的人所共有的生活准则，尽管不太严格。假如要求武士能忍受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平民也必须极其顺从地忍受持刀的武士的侵犯。
在日本，流传的很多故事都描写武士的坚忍。他们必须战胜饥饿，而这本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他们被要求即使饿得快死了也要装作刚刚吃饱，并且还要用牙签剔牙。有谚语说：“雏鸟以鸣求食，武士剔牙充饥。”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伤痛屈服。日本人的态度就像一个童子兵回答拿破仑的问话时一样：“负伤了吗？”“不！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直至死都不能露出丝毫痛苦，他必须坚强地面对痛苦。据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出身于武士家庭，不过其家庭已一贫如洗。他小时候睾丸曾被狗咬伤，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刀子对着他的鼻子说：“不许哭，不然我就让你无愧于武士地死去。”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一个人过与他身份相符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他就失去了自尊。在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吃穿用的每一件事都作了具体规定，一个自尊的人会事无巨细地照做。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美国人会深恶痛绝。在美国，自尊自重是与提高自身地位密切相关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与这个社会的基础相违背的。德川时代的法律规定某个等级的农夫只能为其孩子购买某一种玩偶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夫则只能买另一种不同的玩偶娃娃。这让美国人难以想象、无比震惊。在美国，另一种方法得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工厂主的孩子有一套电动火车，佃农的孩子有玉米棒制成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上的差异，并认为这天经地义。努力赚大钱是我们自尊自重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拥有哪一种玩具娃娃是由收入的高低而定的话，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道德观念的破坏。有钱人理所当然可以买比较好的玩具娃娃给孩子。在日本，发财致富被视为一种亏心事，安守本分才让人安心。甚至今天，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确保自尊心。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法国人托克维尔已于19世纪30年代在他的书的前言中指出过这一点。托克维尔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对美国的平等制度给予宽厚的评论，但他却熟悉并喜欢贵族制的生活。他说，美国尽管有它特有的种种美德，但缺少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位置，不卑不亢。无论是王侯，还是农夫，同样都是可以做到的。”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日本人认为阶级差别本身不是有失体面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