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誉的“情义”是保持人的名誉不受玷污的本分。“情义”盖了一系列的美德，其中有些在西方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们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并不是因为受人恩惠而作出的报答，它们不属于“恩的范畴”。人们保持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无须考虑某人是否对自己有恩。因此，人们要做的只是在各种礼仪规矩下按自己的身份等级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得淡定自如处变不惊、在专业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对名誉的“情义”也要求在受到诽谤或侮辱时有所行动，诽谤玷污一个人的名誉，必须洗刷。要么对毁坏自己名誉的人进行报复，要么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处理方法之外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但唯独不能用的就是，对这种事听之任之，不予理睬。
我在此称为“对名誉的情义”的东西，日本人并没有这么专业的一个词。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它描述为是一种“恩”的范畴之外的“情义”。这一点与报恩的最大不同可以这样来看：对社会的“情义”是一种报答善意的义务，对名誉的“情义”主要是报复和复仇。在西方各种语言里，两者是分属于感恩与复仇两个截然相反的范畴的，日本人却不以为然。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品德高尚的人对恩情和侮辱的感受都非常强烈，都要认真回报，哪种回报都是品德高尚的表现。他们并不对此进行分别判断，不会把其中一个看作非侵犯性的，另一个看作是侵犯性的。他眼里的侵犯行为，仅仅是指“情义范围”之外的那种行为。一个人只要遵守“情义”，洗刷自己受污的名声，他并不会犯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清算旧账罢了。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品德高尚的人应该尽力让世界恢复平衡。报复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对名誉的“情义”，即像日本那种在语义上同感激和忠诚联在一起的“情义”，在欧洲历史上的某个阶段也曾经是一种西方人的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美德曾大放异彩。这同西班牙黄金时期的“西班牙人所看重的勇气”和德意志所重视的“名誉”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些方面甚至类似于一百年前在欧洲盛行的决斗习惯。日本也好，其他欧洲各国也罢，只要盛行这种所谓的美德——力图洗刷污点的行为，人们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就更加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越是为了荣誉而牺牲家产、家庭和生命的人，越会被人看作品德高尚的人。这种美德符合“情义”的定义，也是这些国家经常声称这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基础。从物质角度讲，他们损失巨大，从精神上却难以确定。这儿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这样的名誉观念，另一方面是美国生活中存在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公开的对抗：在美国，政治或经济交易的行为中，名誉上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占有物质上真正的利益。在肯塔基山中为名誉而进行的战斗，是仅有的例外，从今往后，这样的战斗不会再有了。
但是，对名誉的“情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敌视情绪和伺机报复，并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道德习俗。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特点，泰国人、印度人也都没有。在中国，睚眦必报的人被看作小人，他们道德败坏气量狭小，绝不像日本，把这当作高尚品德的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受到侮辱就用暴力还击是大错特错的。同样，中国人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种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泰国人那里根本就找不到这种对侮辱的过敏反应。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很认真地使诽谤者成为可笑的人，但不会认为自己的名誉已受到损害。他们说“让对手侮辱去吧，这样就更能显示他的卑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