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层阶级的小孩外，日本的小孩子们都是在还没上学以前就与左邻右合的小孩们一起自由玩耍了。在农村，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有个小小的游戏圈子，甚至在乡镇与城市里，孩子们也自由自在地玩乐在拥挤的、车来车往东街头。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闲**于商店中，听着大人的谈话，或者玩跳房子游戏或者玩手球。他们聚集于村子的神庙内，在保护神的保护下安全地玩耍。上学前或上学后的两三年男孩女孩可以一起玩。但最紧密的关系则可能存在于同性别的儿童之间，尤其是同岁儿童之间。尤其在农村，这些同龄人的集团是伴随终身的，比任何其他集团维持的时间都长。在须惠村，“随着性兴趣的减弱，‘同龄人’集会成为人生中留下的真正乐趣。须惠村的人们说‘同龄人’比老婆还亲近。”
这些学龄前儿童的玩伴相互之间是毫无拘束的。从西方观点来看，他们在一起玩的很多游戏简直就是毫不害臊地干一些下流的事情。孩子们具有性方面的知识是由于大人随便谈论这些，同时也因为日本的家庭居室很狭窄的缘故。此外母亲在逗孩子玩和给孩子洗澡时不时地提起孩子的**，尤其是男孩的**。除非是在不好的地方与不好的伙伴一起玩，否则日本人并不谴责儿童的性游戏。也不认为**是什么危险的事。孩子之间可以随便地相互揭丑或是相互炫耀，而大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肯定会被认为是侮辱，要么也会因这种自炫引起耻辱感。日本人温和地笑眯眯地说“孩子们是不知‘耻’的”。他们还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那样幸福。”这是小孩与成年人之间的一条鸿沟，因为说一个成年人“那人不知耻辱”，就等于说他是无耻之徒。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常互相说对方家庭和家产的坏话，他们特别夸耀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比你爸爸有本事”，“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这是常说的话。他们甚至会因为夸耀父亲而打起来。这类行为在美国人看来完全不必介意，但在日本，这与孩子们听到的关于他们的谈话形成鲜明对此。成年人每次提及自己的家庭就说“敝宅”；提及邻居之家则说“府上”；每次提及自己的家族都说“寒舍”；提及邻居的家族则说“贵府”。日本人也一致承认在儿童时期的数年内，从儿童玩伴形成之时到小学三年级即孩子九岁这段时间，他们强烈地主张个人主义。这有时是用“我扮主君，你扮家臣”“不，难道我是做家臣的人吗？我应做主君”这样的方式来表现的，有时又以夸耀自己贬低别人来表现。“孩子们说话无所顾忌。随着他们长大，他们开始懂得自己想要的不一定得到允许，那时他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们也不再炫耀了。”
对超自然物的态度，孩子们是在家中学到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孩子接触有组织的宗教一般是在赶庙会之时，他们和其他的参拜者们一起去那里接受神官的洗礼。有时孩子也在特别的祭祀日和家人们一起去参加佛教仪式。孩子经常的和最深刻的宗教体验始终是以自己家的佛龛和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祭祀活动。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放家族牌位的佛龛，佛龛前面供放着花、树枝和香。每天都把食物供放于此，家中长者向先祖禀告家里的一切事件，并每天跪拜。晚上在那儿点一盏小灯。日本人一般都不愿意在外面过夜，因为没有这些守护住宅的神灵他们会感到不安。神龛通常是个简单架子，供奉着伊势神官请来的神符，除此之外也放置一些供品。此外厨房还供奉着被烟熏黑的灶神爷，在门上和墙上也可能贴着许多神符。这些都是保护神，确保家里的安全。在村里，护村的神社同样也是安全之地，因为有大慈大悲的神镇守着。母亲们喜欢叫孩子在安全的神社玩耍。孩子们也不怕神，而且也没有想要特意取悦众神的意思，神应得到人们的崇拜并赐福人们，却并不滥用其权力。
男孩入学二三年之后，才会通过训练被纳入成人的谨慎的生活中去。这时，小孩得学着要自我控制了。如果太淘气，就会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将他的注意力分散。他受到温和的劝导，并遭到哄逗，但他可以我行我素，甚至粗暴地对待他的母亲，他的个人主义再次得到助长。当他开始上学时这一切并无多大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班的，无论男孩女孩老师都很喜欢，并与他们打成一片。然而，家庭和学校却一再嘱咐他们不要让自己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孩子们还太年幼，不知“羞耻”，但必须教他们自己避免陷入“难堪”的境地。譬如说，故事中那个在没有狼时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孩子，以此“骗了人，如果你也这样，那就没人相信你，这确实是难堪的事”。许多日本人说，如果他们出了错，首先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父母。因为在这个阶段，家长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要以这种难堪的事情为例，向小孩逐渐灌输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等等道德价值观。当孩子六岁时，义务就被理解为一条义犬的爱戴与忠实，这些义务现在逐渐变成了整整一系列约束。家长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做出这种或那种事的话，世人会耻笑你。”这些规则是因时因地而定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跟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使自己的意志服从日益增加的对于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自我约束，他必须承认自己所欠下的人情债。如果他还想还清恩情的话，在现实中他就必须谨慎度日。
严肃的新态度取代了幼儿期的那种哄逗模式，从而使成长期的少年体会到了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八九岁的孩子很可能会真的遭到家里人的排斥和打击。如果老师报告说他不听管教并且操行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他因淘气而受到小店老板的指责，那么家庭的名誉就会受到玷辱，全家人都会指责他。有两个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在他们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禁止他们回家，他们也羞于去找亲戚，因为他们曾在教室里被老师惩罚过。他们两人只好屈身在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后，他们才被带回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中“谨慎”，即“悔过”，专心从事写日记这种日本人着迷的事情。总之，家里人显示出现在他们把孩子看成其在社会上的代表，他们责备孩子是因为他招来了指责，他违背了他对社会的“情义”。他指望不到家里人的支持，也指望不到同岁伙伴的支持。他的同学因为他的过错而疏远他，在他认错并保证永不再犯之前没人会理他。
杰佛里·格拉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有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自人类社会有家族或类似的宗派集团以来，当一个家庭或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都会群起而攻之。只要能得到本集团的承认，人们就会坚信在需要或在遭到攻击之时定会得到本集团的全面支持，从而能够对付集团以外的任何人。但是，日本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得到本集团支持的前提，是必须先得到其他集团的认可；如果局外人反对或指责他，本集团也会反对并惩罚他，直至本人能使其他集团收回指责。由于这样一种机制，‘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在其他任何社会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