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联结着孩子早期与晚期生活的显著环节是，获得伙伴认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意义。灌输在他头脑里的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正是这一点。在孩提时代的早期，当他长大到能够提出请求时，母亲就让他睡到他自己的睡铺中去，他计较自己以及兄弟姐妹所获得的糖果的多少，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他在母亲心中的地位，如果遭到忽视，他会迅速感觉到，他甚至会问其姐姐“姐姐最喜欢我吗？”在儿童时代的晚期，他要渐渐放弃自己的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否则将遭到“世人”嘲笑的惩罚。在大多数文化的儿童教育中都会用到这种约束力，但在日本这被视为特别沉重。被“世人”遗弃是怎么一回事，这已通过父母威胁说要丢掉孩子的逗弄戏剧性地印在孩子的脑子里了。在一生中他比害怕暴力还要害怕被伙伴排斥。他对嘲笑与抛弃的威胁极为敏感，即使只是自己想想。因为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私生活的秘密，所以“世人”实际上知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世人”不赞成的话，就能够抛弃他，这决不是一种臆想。因而如果人们不满意一个人的做法，那么排斥他就是轻而易举的。再加上日本房子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还都大敞其门，因此，对那些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的私生活是一览无遗的。
日本人所用的某些象征物有助于分清他们性格中基于儿童教育的非连续性的两个侧面。幼年期形成的侧面是“不知耻辱的自我”，他们为了了解自己还保存着多少儿时的天真而常常照镜子。他们说，镜子“照出永恒的纯洁”。它并不助长虚荣心，也不反映出“干扰的自我”，而是反映心灵的深处。在镜子中，人们打开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看到自己正像那个“不知耻辱”的真实的自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他们在镜中看到理想的父母的形象。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会随身带着镜子。甚至有人在自家佛龛供上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祀自己”，“自己参拜自己”。这并不常见，但也不麻烦。因为所有人家的神龛上都有作为圣物的镜子。在战争期间，日本广播电台曾播放一首专门的颂歌，赞扬一班女学生自己凑钱买镜子挂在教室里。没有人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这被描写成姑娘对其心灵深处平静目的新的奉献。对镜自省是证明她们精神是否高尚的一种形式。
“观察的自我”被植入孩子心灵之前，日本人就对镜子发生感情了。他们在镜子里看不到“观察的自我”。镜子里映出的是像幼儿时期一样的天然的“善”的自我，是不需要“耻辱”来开导的。他们赋予镜子的同一象征意义还成了为达到“练达”而进行自我修养的基础，他们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以消除“观察的自我”，回到思想与行为一致的幼儿时期。
特权性的幼儿期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尽管如此，也不会导致他们认为在后期耻辱感成为道德基础之后的种种约束是剥夺特权。正如前面所述，基督教的自我牺牲观念常常受日本人攻击，他们排斥那种观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人也说是为了“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自愿”死的，他们并不认为这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可以通过这种自愿的死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否则就会“死得像狗一样”，这意味着死的毫无价值，而不是英语中穷困潦倒地死去的意思。并不那么极端的一系列行为在英语中也被称为自我牺牲，在日语中则反而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始终意味着自制，而自制与自重具有同样的价值，只有自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条件，而因为不同的生活体验让日本人觉得这还不够。他们接受的主要道德信条之一就是，自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否则，他们怎么能控制这个危险的自我，这个充满着可能会爆发并扰乱正当生活的种种冲动的自我呢？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