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中也会得到类似的体验。在日本，每四个青年就有一个被征召入伍。军队中二年兵对新兵的欺负比学校中高年级生对低年级生的欺负更加严重。军官从来不管这种事，下级士官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求助是丢脸行为。这只在士兵之间解决。军官将此视为“锻炼”部队的一个方法，但并不干预其中。二年兵把他们在头一年所积聚的愤恨转泄到头年兵身上，想方设法羞辱新兵，以显示自己的饱经“锻炼”。当兵的在受过军队教育离队时，常常被说成是彻底地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教育，当然也不是因为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被迫受到各种屈辱的体验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受过日本方式教养、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他们对别人的嘲弄不堪忍受，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使他们变成虐待狂。
之所以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里有这些风气，当然是来自日本古老的有关嘲弄和侮辱的习惯。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并不是由中学、更高层次的各类学校和军队所造成的。显而易见，对名誉的“情义”的传统规约，使人们对羞辱、嘲弄的反应比在美国更容易引起强烈的怨恨。每一个被戏弄的集团不久就会按顺序地对下一批受害者加以虐待，但这并不妨碍被侮辱的少年一心要对侮辱他的人报仇雪恨，这也是与古老的模式相一致的。在西方国家，转泄愤恨是司空见惯的习俗，而日本却不这样。例如，在波兰，新学徒和收获季节的临时年轻雇工被残酷戏弄，但他们的愤恨不是向虐待他们的人发泄，而是向下一批学徒和收获季节雇工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会如此发泄愤恨，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是还是直接报仇雪恨。只有和虐待自己的人做个了断，自己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那些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战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虐待青少年的习惯。他们尽量强调爱校精神和“同窗之情”，以消除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的对立。在军队中他们尽量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要像军官那样对新兵进行严格的训练，但这不是侮辱，嘲弄、虐待新兵是侮辱。如果学校和军队里高级生和老兵对低级生和新兵进行的种种如学狗摇尾巴、学蝉叫、或者在别人吃饭的时候让他们“打倒立”这样的种种虐待，就必须受到严惩。如果能有这样的改变，那它对日本的教育的意义，将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和把国家主义从教科书中删除还要重要和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