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两种行为方式转换时毫无痛苦，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认为，“矛盾”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之中，就像“统一”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西方人应该懂得并重视的是，在日本划分的各个生活“领域”中并不包括任何“恶的领域”。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这只是意味着他们不把人生看成善恶两股力量相争斗的舞台。人生在他们看来就是一场戏，在这场戏中“领域”之间以及“行动方针”之间都必须保持协调平衡。每个“领域”和每个“行动方针”对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根据其本性行动，每个人就都是善的。正像前面说过的，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只是因为中国人需要被规范，它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不需要包罗万象的伦理性戒律。若借用先前已引用过的乔治·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意思，即使不用大的原理，照样可以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灵魂原先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利剑一样，但如不经常砥砺，它就会生锈。他们所谓的“自身的锈”和剑上的锈一样可恶。人必须像爱护剑一样爱护自己的人格。但是即使生锈了，内层发亮的灵魂依然存在，擦拭之后就能重放光彩。
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使他们的民间故事、小说和戏剧在西方人读来特别摸不着头脑——除非我们把它改成我们能适应的那种：人物性格的统一，善与恶的冲突。但日本人对这些情节可不这么看。他们的想法是主人公陷入了“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之间的冲突中。主人公的失败是由于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责任或者是“忠孝不能两全”。他为“情义”而不能匡扶正义。他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仍然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对这些义务作选择就像对多如牛毛的债务作选择，必须先还一部分。但同时并不意味着还了这些就不用还其他的了。
对故事中主人公的看法，日本人跟西方人完全对立。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被看作好人，是因为他们做好的事情并同恶人作斗争，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仁者无敌”。故事结局就该皆大欢喜，好人就该得到好报。然而，日本人却对英雄人物的“轰动事件”的故事有一种永不知足的嗜好。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在“恩”“义”不能两全时而不得不自杀。这种故事在其他文化中都是教人向悲惨命运屈服，而日本正好相反，它是显示进取心与坚定决心的故事。主人公一边竭尽全力履行某一责任一边轻视其他任务，而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他所藐视的“领域”进行清算。
《四十七士》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它虽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高，但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无出其右。每个日本儿童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且熟悉其细节。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现代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久以来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祭拜者留下的拜帖使得墓地周围成为白色的海洋。
《四十七士》的主题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的。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描写的是“情义”与“忠”之间、“情义”与“正义”之间（当然是“情义”在这类冲突中取胜），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它描写的是1705年的事，那正是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按照现代日本人的想法，那时的男子都是大丈夫，对“情义”绝容不得半点儿含糊。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牺牲了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等等一切，最后又自尽“尽忠”。
